把當下創作延推至三十年前，八十年代初有兩篇小說非常值得回味。一篇是諶容的《減去十歲》，一篇是吳若增的《翡翠煙嘴》。前者寫“文革”十年，每個人都浪費了十年生命。於是，機關裏有人傳說，中央有文件規定凡經過十年“文革”的，檔案年齡可以每人減去十歲。這樣該退休的可以不退，準備提拔又因年齡偏大使組織上猶豫不決的，就成了年輕幹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上上下下都為可能“減去十歲”而歡呼雀躍。後者《翡翠煙嘴》寫一鄉下老農，為擁有一珍貴的翡翠煙嘴而對生活和人生都充滿希望，甚至全村人都為村裏有這個翡翠而驕傲。後來，故事七折八顛，從城裏來了個古董專家，一眼就認出了這個翡翠煙嘴是假的，是贗品。但這個專家不僅沒有道破真情，而且還添油加醋，說這個煙嘴要多好有多好，說多麼珍貴就有多麼珍貴。價值連城，是無價之寶。於是，這個假的翡翠就成了煙嘴的主人和這全村人生活與生命的精神支柱。這兩篇小說在當年都有相當影響，《減去十歲》還拿了全國小說獎，但終因和主流文學——比如諶容自己的《人到中年》相比較，都屬於旁枝綠葉，大河之小溪，終於被人們淡忘並不再被人所提及。今天我之所以提起這兩篇小說，是因為它們在新時期文學中，是最早明顯含有神實主義創作因子的短篇佳製。尤其是諶容的《減去十歲》，它寫的是“空穴來風”的中央文件規定要給經過十年“文革”的人，每人減去十歲，這是一種不可能的真實，是一種不存在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是一種被現實主義真實掩蓋了的神實主義的真實。在這兩篇小說問世之後不久，我們的文學流派紛呈雜陳，各有旗幟。“尋根文學”中充滿著民間文化的氣息，如王安憶的《小鮑莊》，你難說故事中哪個情節和細節多麼的神實主義，但那部小說所營造的氛圍，卻充斥著神實主義小說的神秘、民間、巫文化等等的因子。還有韓少功的《爸爸爸》，賈平凹的《美穴地》，以及後來李銳的《厚土》係列，都有著神實主義的描寫和情節。而以蘇童、餘華、格非為主筆的新探索小說，則明顯以汲取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經驗來抵抗中國文學長期受製於文學為政治服務、做政治的文學秘書的同時，使這時模糊、朦朧、不自覺的神實主義創作，有了新的汲取之資源。那一時期的新探索小說，為新時期的中國文學真正打開了世界文學的天窗，也在無意間給後來可能產生的神實主義小說做了現代性的文學準備。莫言以《紅高粱》的寫作，讓中國文學有了騰飛的欲望，而在當時並不如《紅高粱》那樣使人振聾發聵的《透明的紅蘿卜》，則被後人更為回味和咀嚼。但若從神實主義去考查莫言的小說，長篇《酒國》則更有非凡的意義。直到現在而言，因為莫言寫作的多變，恣意汪洋的文風揮灑，把中國傳統寫作與西方現代寫作的融會結合，盡管研究者甚多，但並沒有一條寫作之線被研究者從莫言的小說中真正抽拔出來。批評家對莫言的研究，更多的還是從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突破或切入；而莫言則更多地談他與福克納的某些聯係和欣賞。然而，如果從神實主義去看待莫言的創作，也許我們可以把莫言龐大、複雜的寫作，理出更為清晰的頭緒，讓他小說中超越現實主義的那些部分，架構更為明朗，內容也更為易於理解和富有中國文學的東方意義。回到《酒國》上來，因其結構和寫作方法的過分複雜，致使作家在語言上的才華也因為結構而受到限製。也因此，使這部小說至今還不為讀者和一些批評家真正理解和接受。《酒國》在小說結構學上的意義，自然不可小覷，但我想它在神實主義寫作上的價值，則更為值得探討和追究。小說的故事，是圍繞著“紅燒嬰兒”這一事件展開的，而今天人們對《酒國》的閱讀，都把“紅燒嬰兒”這一核心內容，停置於誇張、狂歡、想象、魔幻的層麵之上，而所忽略的，卻正是《酒國》是那麼直接、鮮明地把我們文學中的“神似”之傳統，率先轉化成了不被人們真正接納的“神實”。其後的《豐乳肥臀》，開篇三萬多字，寫的就是人們在生育中對“生人”的漠視和對“生驢”的重視，這也正是神實主義寫作中更為注重的“生活被掩蓋的精神”，而非生活與現實的某種邏輯的真實。隻不過這裏寫的“生活的精神”，是陽光的另一麵，是白晝之後人們都閉眼睡眠中的暗夜之難以觀察、也不願去正視的一條黑色的幽穀。《檀香刑》最被人們詬病的是故事中對人之“刑解”的描寫，但這種“刑解”卻和《酒國》中“紅燒嬰兒”一樣，是從“神似”走向“神實”的踐筆。從神實主義的門洞走進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則更為成熟並具有代表意義。主人公在這段最典型、突出和漫長的中國曆史中“六道輪回”，托生豬狗的行為、命運與敘述，從現實主義去討論，這隻是小說故事的展開、推進、演繹的形式和結構，是外衣而非內核。但若從“神實主義”去考查這部小說，“六道輪回”恰恰是小說內容的組成，是神實主義對現實主義寫作的豐富，也是現實主義寫作向神實主義的進一步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