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偉大的作家，自身的生活不能割斷與世俗的聯係。這不能簡單地說，是讓作家與世俗保持聯係，是與生活保持渠道暢通的管道。而是說，人，必須在世俗中生。而一個寫作者，無論你多麼高大，多麼神聖，你都不能超越在世俗中更衣呼睡，生老病死，都必須過一種“人”的——常人的生活。常人的生活，是一切小說無處不在的生命細胞。寫作也許是神聖的，但生活必須是庸常的。我們常說，巴爾紮克一生的寫作都是為了還賬和借債，借債和還賬。可他借債在貴婦人中揮霍時，以寫作來還這些追命之賬時，都沒有影響他寫作《人間喜劇》的偉大抱負，都沒有影響他對時代的那種偉大的批判精神。寫作的神聖是可以和作家自身的庸俗生活分開的。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過的是和別人一樣的庸常生活，一樣的在生活中借債，在寫作中還賬，也一樣沒有影響他寫出那麼多膾炙人口的小說。這說明，寫作也是不能和作家庸常生活中刻骨的體驗分開的。我們沒有必要為了寫作而去媚俗和墮落，但也沒有必要為了寫作而關起門來崇高和神聖。世俗並不是偉大的小說。但偉大的小說，無法脫離世俗的生活。欲偉大，先世俗；欲崇高，先庸常。這是小說的一個特性，也是小說和詩歌、音樂、美術等文藝作品的一個不同之處。就小說而言，總括起來，一定逃離不開那樣一句話：偉大和崇高，必然要世俗和庸常。
2008年4月19日
二、文學的個人主義（本文原為在上海大學文學周的演講稿。）
閻連科
昨天，我來聽了李銳和蔣韻老師的演講，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都把自己演講的題目改掉。我覺得，今天不改一下我的演講題目，那我一定吃虧了(笑)。原來我要講的題目是：“當下生活與現實主義”。這個題目特別大，非常寬泛，那麼，把它改成“文學的個人主義”，就狹小、集中了。個人主義有一個好處，我說這是我個人的，自己的，不是別人的。這樣，就不牽涉任何人，如果大家有什麼質疑，就都對我個人來，不要牽涉到別的作家和其他的文學作品。這樣呢，我也就可以盡情地胡說八道，盡情地和大家聊天說話了。
1.三種“集體主義”對“個人主義”的束縛
關於文學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體主義來說的。為什麼說集體主義？是因為我們當代文學，長期受集體主義的影響，長期處於一種集體主義創作和半集體主義的創作狀態，擺脫不了集體主義對個人創作的約束。這裏說的集體主義，有三個背景和來源。第一是意識形態的背景和來源。意識形態必然是國家的、集體的，是和個人主義相對立的。我們1949年到現在，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受國家意識這個龐大集體主義的影響。因此，大家的作品，都在國家意識的束縛中，朝著一個方向寫，用一種方式去進行寫作。最初，我們寫作中表達的那種戰爭年代的人和事，都是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這種所謂的“紅色經典”，在需要藝術上千姿百態時，卻是表現得大同小異。看十部作品和看一部作品幾乎一樣，沒有大的差別。每個作家當時的基本思想立場是一致的，在藝術的表達方式上，基本也是一致的。這一點，我們不用具體分析，同學們都不會有什麼異議。昨天，我看我們上海大學出了一本書，叫《熱風學術》，《熱風學術》上有一篇董之林老師寫茹誌鵑前輩的評論，談到《百合花》時，讓我非常感慨。為什麼《百合花》在當年會有這麼不一樣的影響？會有如此的生命力？恰恰就是因為，在當年的“集體主義寫作”中，茹誌鵑老師表現了她寫作中的“個人主義”。今天在我看來，《百合花》是個短篇，但它對文學的貢獻，要比許多所謂的經典長篇都大。如何在“集體主義”寫作的氛圍中表現個人主義，這是我們的文學長期麵臨的困境和挑戰，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第二種集體主義對個人主義寫作的束縛，是批評家和文學思潮。這種情況，從新時期到九十年代尤其明顯。比如那時風起雲湧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還有後來的探索小說、新寫實主義和新曆史寫作等。這些思潮是作家的作品形成的，更是批評家的思想和論說形成的。這是一種新的“集體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在影響著作家的個人主義寫作。我們知道，很多作家非常有才華，但在寫作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被批評家引導到某一種軌道中去，然後就和許多作家一道，形成了一種新的“集體主義創作”。這種集體主義創作的可怕之處，在於它使許多作家心甘情願，不加入這種集體主義，反而感到一種失落和寫作的失敗。這種集體主義，從根本和長遠上講，它同樣是作家寫作的天敵，同樣需要作家警惕和努力地去擺脫。
第三種集體主義對寫作的束縛，那就更為可怕，它就是今天的市場。我們今天的市場，是最為可怕的集體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我們作家的寫作方向。我們仔細分析，賣得特別好的小說，必然是有一個類型化的集體創作。這裏，如果我們把賣了20萬冊以上的小說隨便拿來十本作比較，會發現他們有許多泯滅了寫作個性的共同之處。比如思想上的拒絕深刻，內容上傾向於大眾獵奇中的遺忘，和語言上的“情調化”，如此等等。市場是今天最大的集體，在它的號召下，已經形成了更大的一種“集體主義創作”。就拿《狼圖騰》來說，這樣一本小說，賣了將近兩百萬冊，毫無疑問，這是一次作家和市場的“合謀”，是一次個人寫作、集體參與的過程。有了這次成功，作家在今後的創作中，就已經很難再擺脫市場的束縛，就會逐漸徹底地走入一種由市場參與的集體主義創作。我們講一點具體情況：大家對姚明都非常熟悉，在《狼圖騰》剛剛上市那一階段，你有沒有發現，電視上有一個特別奇特的現象，就是姚明出來談體育的時候，他總要講到一點，說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狼圖騰》，我出來打NBA，是因為有“狼的精神”。姚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們上海的人，為了尊重姚明，我們可以不可以說姚明也是今天如此暢銷的《狼圖騰》的“作者”之一？當然，《狼圖騰》的成功暢銷，在市場運作上還有別的許多合謀和手段，這些合謀和手段，正是一種市場的“集體主義”，這種市場的集體主義，和別的集體主義一樣，正在更嚴重地抹殺著文學創作中最為可貴的個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