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自己少年時期滿腦子都是個人的烏托邦理想，和同類易聚，同根易親一樣，待我長大之後，尤其是經過了十年“文革”，忽然之間，又跨入了三十年的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這就讓你能更切實、親近的體會到了，中國社會的烏托邦性。
原來，新中國的現實和曆史，也是一個烏托邦接著一個烏托邦。
關於新中國曆史，從1949年至1978年的這三十年時間，社會學家、曆史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可以從各種角度去解讀、剖析和述說，但我作為一個從小就充滿烏托邦理想的小說家，其感受就是一句話，那三十年裏，我從出生到長大，充滿著理想烏托邦，而我的親愛的祖國，也和我一樣，和一個幼年的孩子樣，充滿著理想的烏托邦。我的理想是當皇帝，可這個民族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和我當不了皇帝一樣，共產主義也不會那麼容易就實現。我為了當“皇帝”，在部隊做過了各樣的事情，荒誕的，可笑的，令人作嘔的。比如，在學雷鋒運動中，我為了獲得領導的表揚，曾經在晚上睡覺時，把連隊的掃把藏在被窩中，這樣第二天軍號一響，我就可以掃地了；而沒有掃把的戰士，就隻能站在邊上看我掃地了。其結果，就是在晚上連長、指導員的評比中，我受到了表揚。受到了表揚，我就“積極”了，就距離提幹、入黨近了那麼一點點。別忘了，入黨和提幹是一個開始，是萬裏長征中的第一步。還必須知道，“學雷鋒”並不單單是“好人好事”，他是社會主義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道德積累，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建設。這就是說，你個人烏托邦的實現之路，必須在新中國烏托邦的實踐中實踐和進行。可是社會的烏托邦，前三十年是實現共產主義，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中國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革命、鬥爭、批判、運動，這中間不知中國死過多少人，流過多少血。然而，中國終於從那個烏托邦的夢境中醒了過來，開始了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今天，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三十年，經濟上確實蓬蓬勃勃、發展迅速，有錢的人確實過上了好生活，沒錢的人，也確實不會再像“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樣活活餓死。關於中國的富裕，關於中國經濟的強大，關於中國的未來，因為我兒時對當“皇帝”的烏托邦理想沒有實現，沒當上“皇帝”，就沒有能力把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可是，經過了這三十年，我目睹了這個國家的變化。我為這樣的變化而欣慰。然而，在這種變化中，我隱隱地感覺到，中國是從一個“烏托邦”中醒來，又走進了另外一個“烏托邦”。
這個新的烏托邦所帶來的災難，我以為已經開始在中國社會中顯出端倪。比如近年中國的沙塵暴、大台風，冬天時南方的大雪災，而北方卻少有飄雪。九十年代連續出現的大洪水，新世紀頻繁出現的礦難和“黑磚窯”事件，還有什麼非典、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關於這些，我已經談了很多，舉了很多事例。這些事例，從表麵看，有許多的“偶然”成分，但把這些“偶然”合起來時，有沒有必然呢？這種必然和今天中國當下的唯經濟論，和十三億人口的“致富”烏托邦夢境，有沒有關係呢？是不是一種新烏托邦夢的病症，在一個民族身上發作的開始呢？
還有人心。可怕的人心。現在，在新的富裕強大的烏托邦的夢境裏，我們似乎隻剩下了個人私欲主義。
關於新的烏托邦夢境，我想有兩種情況，一是我是杞人憂天；二是大家都還在夢中沒有醒來。在生活中，我願意是前者。在寫作中，我注重後者，哪怕我看到的是片麵的、錯誤的、偏激的，但它是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是我個人麵對現實，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發出的聲音。這個“個人的”，是寫作中最為重要的。所以，我的寫作，就一直是在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寫作。我的語言、結構、敘述、故事、人物、形式等等，包括我對現實的認識和寫作態度、寫作立場及文學的表達與追求，其實也就是一句話：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書寫。
2008年2月6日五、當代文學中的中外關係（原為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社的
演講。）
閻連科
同學們：
今天我們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就當代文學中的中外關係這一話題，進行一次漫無邊際、隨遇而安的漫談，大家有興趣者可以坐而聽之，無興趣者可以起身走之，似乎有興趣但又興趣不濃者，可以在這兒開小會、發短信、打電話。言而總之，自由高過一切。文學隻是民主與自由這棵大樹上的一枝一葉，有則綠之，無則依然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