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這個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從1935年開始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表明他們用政治手段侵吞華北的陰謀遭到失敗。
新接任的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氣得耳旁的一撮毛都翹了起來。他從天津專程趕到北平，問他的部屬：“我們的‘自治’沒有成功，什麼的原因？你們還有什麼招？”部屬們大眼瞪小眼，不知該如何回答。田代又回到天津，還用那句話間他們在天津的官員，同樣沒人回答。田代沒有瘋，但是他說了一句瘋話加渾話：八格牙魯，我們的帝國八格牙魯！留下這句渾話，他又到北平去了中日的矛盾沒有解決，也不會解決。雙方正在向戰爭的道路上邁進，且步伐越來越快。從1936年初開始，日本又改變了策略，用以經濟手段為主來侵略、控製華北。
1936年8月11日，日本內閣在《對華施策》中表現了急欲占有華北資源的野心：“處理華北的重點，在於使該地區作為防共和親日、滿的特殊地帶，同時有利於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一方麵可以防備蘇聯的侵入，另一方麵成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合作互助的基礎。”
同一天，日本內閣在《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中則更明確地露出了帶血的貪婪的牙齒：以中日經濟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麵，形成日、滿、華經濟集團，使華北政權保持親日態度，特別是要迅速開發日本國防需要的資源。
把這些稱作日本全麵掠奪華北資源的經濟侵略計劃並不過分。他們要夢想成真，便時刻進行著使藍圖變成現實的或是海盜式的奪搶或是強人之難的要求。
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發出通牒，脅迫他成立“華北國”。遭宋哲元拒絕。田代皖一郎退一步，以退掩進，又提出了“中日經濟提攜”具體計劃。宋哲元沒言聲，當然也沒搖頭。就在這時候，南京政府電告宋哲元，對外協商及與外人合資的事業。
都必須與中央主管部會洽商。這實際上是拒絕了田代的要求。日軍非常惱火，田代拳頭狠勁地砸在了桌子上，一瓶茶水滾翻在地。他們最惱火的還不是這些。田代以及站在田代身後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頭頭腦腦們尤其可怕的是風起雲湧的中國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這是可以與曾經抵擋過無數次侵略者的萬裏長城齊名媲美的另一道銅牆鐵壁。
中國的大地此刻到處是一片由仇恨的烈火點燃起來的能焚燒一切淹沒一切的汪洋大海。企圖偷走太陽的人必然會變成被燒死的野獸。這個誰也抹不掉的基本事實不僅被當時的實踐、也被後來的實踐一再的驗證，因而成為亙古不變的評估：日本強盜的燒殺掠奪越瘋狂，它從正義在胸的民眾手中得到的懲罰就越豐盈。
這是一組記載東北抗日聯軍最初打擊日寇的曆史數字：
“1932年，日本關東軍死傷突破了三萬人；1933年死傷高達四萬二千餘人；1934年死傷近五萬五千人。為了維護日本在中國的統治，關東軍出動了僅有的三個師團的主力‘討伐’抗日武裝，如果按兵力和時間計算，關東軍付出了十倍的努力還不能充分達到目的。”
這就是一切侵略者無法抗拒的應得的報應。
華北大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睜開了憤怒的眼睛，直視著強盜手中的酒杯。
1935年11月，就在日寇不遺餘力地通牒宋哲元宣布“自治”的時候，清華大學等十校學生聯名發表了《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義憤填膺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以及禁止抗日的人的嘴臉，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要抗日救國的自由。多麼滑稽，抗日受限製，救國沒自由！十校的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它大中學校的支持、響應。11月18日，北平各校成立了學生聯合會。12月初，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於12月9日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請願遊行。隨之，指揮總部、糾察隊、交通隊、救護隊和宣傳隊都成立了。
12月9日清晨，北平市的萬餘名學生在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冒著嚴寒，走向街頭，舉行遊行示威。他們響亮的口號震撼民心：“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防共自治”，“武裝保衛華北”民心沸騰，眾誌成城。學生要求向南京政府駐平長官何應欽麵交請願書，何應欽根本不在他住的中南海居仁堂，躲進了西山的別墅，拒絕會見學生代表。尤其令人氣憤的是警察對學生的愛國正義行動采取殘酷的鎮壓手段，他們封閉了西直門，阻止學生入城參加遊行，派出軍警用水龍驅散遊行隊伍。用大刀、木棍襲擊遊行學生，逮捕三十餘人，打傷一百多人。
這就是震驚曆史的“一二·九運動”。
華北大地到處是民眾為日寇設置的陷阱。
太行山的石頭已經在燃燒，為遍野越燒越旺的抗日烈火增添了一縷光焰。
也是在這時候，發生在南京的同樣是震驚曆史的“汪精衛遇刺”事件，也許更能說明日寇在中國民眾中培植的仇恨達到了怎樣一種不可遏止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