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主意沒變，南京政府也沒有收回成立“政委會”的命令，何應欽更是賊心不死，鐵了心要設置這個機構。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外交大樓舉行了成立儀式。主辦的當局如臨大敵，當天一早就在外交部街及東單牌樓一帶布置大批軍警，戒備森嚴。大會是悄悄舉行的，會前未敢公布日期，所以會場十分冷落，儀式也很簡單。宋哲元和及其它委員出席了成立儀式。宋哲元致開幕詞，從他的神態、表情能看出，他的某些企求得到滿足，因而顯得頗為稱心。但是，細心人還能看出，他仍然有心病，這畢竟是鬼子們下了力氣扶植起來的一個政權，鬼子，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呀！所以，他的眉頭有時皺得像核桃皮，不講話。開幕詞就幾句話，講得簡單、含糊，完全是客套話，看不出任何傾向性，使人感到他很滑頭。
相比之下，他在當天發表的“就職演說”就有些分量了，那是一篇他心靈的自白：
“應本善鄰原則、力謀邦文之親睦，凡以平等互惠待我者，皆我友也。況自《塘沽協定》以來，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為兩國利害計，為東亞和平計，尤應互維互助，實行真正辛善，哲元願以最大之誠意，為最後之努力。”
如果不用指名道姓地點出這番話出自誰的口，大概一般人不會想到這是長城抗日戰鬥中那位“抗日英雄”的心跡。當然，人們絕對不會用他的言語去定論他的行動，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他怎麼做。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特殊的機構，屬於半自治政權，它既同國民黨有聯係，又同日軍有聯係；它不同於國民黨政府領導下的各省的地方政權，也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所要求的那種“高度自治”的傀儡政權。這實際上是日本蠶食華北的侵略政策與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相結合的產物。也有人說它是變相的“自治”政權，這是很確切的評價。
作為宋哲元本人，他也是在曆史的夾縫中“忍辱負重”，苦撐局麵。他的工作既受到日本軍方的幹擾，又得聽命幹南京的蔣介石。日方企圖逼迫宋哲無進一步脫離南京政府，而提出了“華北明朗化”的要求，以使宋哲元投向日本的懷抱。蔣介石的算盤珠子也撥得蠻如意，他一再派人給宋哲元送去親筆信，要他“忍辱負重”，拖延時間，明明白白告訴他：我們贏得了時間就贏得了勝利。宋哲元難做人了，雙方都有壓力，兩邊都有誘惑，怎麼辦？他經過一番苦想、權衡，終於有了對付日本的策略。對日本提出的無理要求他的對策是：“不說硬話不做軟事”。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對日本要“表麵親善，實際敷衍，絕不屈服”。
日本方麵曾極力幹涉冀察政務委員會的人選，想盡多地把親日派塞到各個重要崗位上。最初，他們推薦了三十多人的名單，其中一大半是他們的心腹，宋哲元拒絕了。後來經過何應欽與日方反複協商，由國民黨政府公布了一個17人的名單。17人中，屬於東北軍係統的4人，屬於西北軍係統的6人，這10人是反日的實力派，是宋哲元力爭的結果。
對於政務委員會中的親日派，宋哲元的態度很明確：他不可能把他們排除掉，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他需要他們平衡自己的心態。但是，他不允許這些人在他的手下胡做非為。他們公開的出賣國家同時也出賣自己的靈魂，他卑視這些人。姓宋的雖然主張中日親善，但他有脊梁骨，他還不會墮落到在鬼子的胯下爬行。
日方在政務委員會安排的親信主要有：
潘毓桂任政務處長；
陳中浮任外交委員會主任；
陳覺生任交通委員會主任兼北寧鐵路局局長。
王揖唐任委員會常委。
這些人身居要職，能量很大，國人對他們無不恨得咬牙切齒。這，宋哲元心裏是有數的，基本的態度是：像對待政務委員會其它各派係勢力代表人物一樣。一律給以禮遇，但是當他們做出十分紮眼的有損國格和宋哲元臉麵的事情時，便毫不客氣地堅決除名。
宋哲元是軍人性格，說一不二，有話音就有行動。
宋哲元硬，日本人也不會軟，他們把自己的勢力安插進來就是為了給宋哲元施加壓力，使政務委員會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那是政務委員會成立不久，宋哲元接到了潘毓桂、陳覺生等人遞上來的一份“冀察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組織法”，讓他審批。
宋看完這份報告，心裏的火氣直衝腦門，他把潘、陳二人找來，責問他們：
“你們的心勁不小啊，漢奸殷汝耕費盡心血沒有於成的事，看來你們是死心踏地的要幹成功！”
一語戳到疼處，潘毓桂們的額上立即滲出了汗珠。他們的這個“自治方案”與殷汝耕的那個方案幾乎一模一樣，這些人就是要把華北從政治、經濟以至信仰，一律納入日本統治之下。
宋哲元的火氣還沒消去，他進一步逼問道：
“是誰指派你們搞這個方案的？蔣總裁、還是華北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