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把辦公室搬上了廬山，把一堆剪不斷、理還亂的公務帶進了別墅。
國難當頭的日子裏，蔣總裁無暇療養。
夫人宋美齡坐在丈夫對麵感歎道：
“這是休息嗎？不是！政府任何一件本來該你知道並要你最後定奪的事情，現在並不因為你上了廬山就越過你。想想看，這些日子裏，接二連三追上廬山要你決策的事，你推卸過一回嗎？”
夫人不是發牢騷，而是心疼大夫。他確實太勞累了。
對於夫人的這番感言，蔣介石聽見了，但沒有理會。稍停，他隻是說：
“該我拿主意的事，我原本就不該推卸，也不敢推卸呀！這，不難，我能做到。困難的是，我在拍板決定這些事情的時候，變得膽小了，多疑了，前怕狼後怕虎，好像腳下的每塊地上都埋有地雷。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夫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著丈夫。但是，很快她就笑了，說：
“倭寇入侵，國難當頭，你肩上的擔子很重，這國人都知道，我看得更清楚。大家不會虧待你這份珍貴的責任感，起碼會把你對中華民族的這份良心牢記不忘的。”
蔣介石忙搖了搖頭，並伸出手擺擺，說：“個人的名利榮辱我不圖，隻要我們的國家能安然無恙地走過這個危難歲月，我比什麼都知足。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我還要批閱會文，你也該休息一會兒了。”
侍從扶宋走下。
蔣介石坐在桌前批閱一份他已經看過的文件。那如椽的大筆在他手裏遲遲不敢落下，寫不出他早就考慮成熟了的批示。無奈，最後他隻好劃了一個不很圓的圓圈。
這個夏天他在廬山，心也沉重，腦也沉重，手也沉重。
時間就是這樣沉重的過著。
這時陳布雷送來了日本政府提出的那個限期交涉、最後通牒式電文，蔣介石接過立即讀了起來。
這似乎是一份讀不完，咬不碎的電文，他的眉頭緊緊地皺起來。但是，他沒歎息。日本人提出的這些苛刻的條款實在是欺人太盛。他的手顫抖得厲害，看了一條，就氣惱得不想再讀下麵的一條，可是他又不得不耐著性子看下去。
一分電文，他讀了起碼有一個小時，讀出的味兒是酸、甜、苦、辣，樣樣俱全，他的腦子裏滿了需要思考的問題，都是一些燙手的、必需立即決策的火燒眉毛的事。他深感腦汁之不夠用，局勢太亂，他無法在靜態中去處理事情。他需要幫手，不是要人家為他分擔憂愁，而是請他們聽聽他的一些想法。這個世界太嘈雜，但他又不能獨處，隻有身邊真正坐著一位知己者時，他的心似乎才可以寧靜下來。
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陳布雷。
陳布雷從1927年在南昌見蔣介石開始到1948年自殺“殉主”，跟隨蔣介石22年，他抱著蔣、蔣摟著他經曆了中國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期間，蔣介石的重要講話、文章大多出於他之手。可以說在蔣介石的所有秘書中，陳布雷包攬了蔣介石政治舞台上的全部重頭戲。不可否認，“士為知己者死”的封建觀念貫串他的一生，但他也有激進、革命、愛國救國的一腔熱血。
陳布雷為蔣介石所撰寫的“名篇”，大多誕生於抗戰之後。其中以《八·一三告淪陷區民眾》以及眼下即將出台的《廬山談話》和這之後發表的《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最為著名。尤其是《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曾與張子纓的《抗戰周年紀念告友邦人士書》和郭沫若的《抗戰周年紀念告日本國民書》，一起被時人稱為抗戰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聯璧”。
眼下，蔣介石和陳布雷都不可能明晰地知道這次“廬山談話”會產生多麼強烈的轟動效應，更無法預測一年後的“告全國軍民書”會被國人高度稱謀。但是，不管他們有意還是無意，都必須肯定，此刻兩人策謀、對話，那是為即將誕生的“名篇”鋪砌著墊腳石，是在給一道算式的分子加大著含量。
蔣示意陳在他的對麵坐下。之後，他搖晃著手中的電文，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處處積慮地謀算我們，難道我們就甘心做甕中鱉？”
陳布雷立即預感到總統今日會有重大決策出台，心頭便不由得產生幾分興奮，說：
“就在我們力求和平之時，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連世界輿論也震驚異常。日寇天天都在逼著我們抗戰。”
蔣介石：“近日以來，我常常有一種事態惡化的不祥證兆，惡夢夜夜不斷，不僅僅是個盧溝橋，這座橋以及橋頭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為何不可能變為沈陽？南京又為何不可能變為北平？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盧內橋事件的推演，關係著整個中國的命運。”
陳布雷：“日軍一麵搞談判，一麵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他們要幹什麼，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的準備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蔣介石：“布雷，你剛才那句話說得極好，現在是日本人逼著我們抗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要真刀真槍地拚民族的性命，才可求得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