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陳超講的跟我的想法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他講了詩歌的外部，又講了內部，我更多的是從外部來討論。
陳超講了評獎的問題，我們這些年確確實實評獎太多了、太濫了，我不知道有幾個獎還能信得過。似乎人人都得過獎，在座的誰沒獲過詩歌獎我不知道，我是沒有得過。我們昨天的這個獎還可以，有很多你都不知道是怎麼評的。我不斷收到的詩集中都有作者的介紹，大都獲過獎，有的寫著獲國家級獎項或省級以上獎項多次，還有不少所謂“國際”獎，五花八門，簡直讓你忍無可忍。如果將來趙思運、黃梵做一個中國詩歌獎的研究，可能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另外一個就是命名。我覺得命名應該是批評家或者是研究者的事，但往往是研究者缺席，現在是詩人急不可耐自己打旗號，而研究者跟著詩人跑。詩人搞“下半身”，幾乎那一年所有的詩歌理論研討的會議都在講“下半身”。要不然就是70後、80後、90後，還有五花八門的命名，什麼梨花體、中間代、草根寫作、底層寫作、中產階級等等。
這有個命名能力的問題，跟著詩人跑，或者是簡單地從外部進行分類，都是沒有能力的表現，比如按年代的命名，還有“歸來者”。大家知道，在我們詩歌史上老的一代因為政治原因被剝奪了寫作權利，後來又回來寫作，這叫“歸來者”。現在又命名了一批新“歸來者”，就是下海回來的。就不能有新的命名嗎？而就我所知，這一批人有好多一直在寫，怎麼叫歸來呢？這樣的命名欠準確，也顯得缺少常識。這些命名看起來是五花八門，非常繁雜，但又顯得多麼貧乏。
另外一個，剛才陳超講了，成立了那麼多的中心。有的是一個人的中心，有的可能是一個人好幾個中心。我覺得我也可以成立一個中心，至少我還有那麼多的沉甸甸的書，但是我沒有中心。現在中心太多了，這麼多的中心在那裏隻是搞活動，所以弄得會議很多，實際上包括我們在座的，常常是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不斷地參加會議，有效性也不知道怎麼樣。
從表麵上看是非常非常熱鬧，作為研究者或批評家，越來越失去了信譽。說白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哪一個批評家。昨天我說了，我不是批評家。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批評家，當然還算好，大多數我是信任的。你看看《文藝報》就知道了，上麵批評家不斷推出的所謂好詩真的那麼好嗎？梁平兄你能信幾個批評家？
梁平：在座的幾個還可以。
劉福春：在座的幾個還可以，也不能全信。誰敢說我說寫得好，絕對就是好，誰敢站出來。真的我覺得到了不能完全相信的程度。批評家不可以胡寫，詩人可以，像桑克，他可以說就要把詩寫壞，我覺得他有權利，為什麼不行呢？他可以呀。
桑克：我不敢把詩寫壞。
劉福春：你還不牛呀，詩人可以牛一點兒，就要把詩寫得最壞，而且不用《星星》發，瞬間在博客上就發表了，這都不成為問題。關鍵問題是批評家能讓我們相信的太少了。現在研究機構那麼多，會議那麼多，獎那麼多，批評家那麼多，而且現在叫批評家不行，得叫“著名批評家”，那麼多，你看《文藝報》一版一版的，可上麵說的那些好得不得了的詩，很多是不能看的，這不就麻煩了。我們的信譽在哪裏？當今可能最糟糕的就是信譽問題，我們的信譽已經到了零下多少度了，還能相信什麼。都相信人民幣，可人民幣拿出來也得看看是不是假的，什麼都不能相信，這是很難受的事情。
我這些年一直在做詩歌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我覺得現在詩集出版，對我來說更直接、更頭痛的一件事情，就是進入新世紀詩集出版的塊頭越來越大了、越來越猛了，都是“磚頭”似的，我們家本來就小，這些年空間被占用得實在太多了，承受不了。朋友開玩笑說，別把樓板壓壞了，我樓下住個老先生，把老先生壓壞就麻煩了。
這些年詩集出版有一個大問題，就是雖然越來越多，越來越厚，但與創作關聯不大。我們過去的詩集出版是跟創作有聯係的，而現在幾乎沒有聯係了。比如說早一點兒的聞一多，他的《紅燭》是一個階段，《死水》是一個階段，大多是當他的創作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他用一本詩集作一個總結，基本上跟創作是有聯係。現在還有什麼聯係，有機會趕緊出吧，要不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所以不斷出，反複出，出了還出，有了機會出，沒有機會也拚湊一本，錢多就出成全集，跟創作沒聯係了。
再一個出多少書與創作水平沒關係。現在著作等身的詩人就是好詩人嗎？可能正好成反比，沒出過詩集的可能真寫得不錯，可能隻出了一本書的詩人更是好詩人。亞偉就出了一本，亞偉是好詩人。出版已經和創作沒有關係了。現在出十本、八本詩集的多的是，更厲害的是有一位，十多年的功夫，到現在等身還沒有，等腰是一定的了，出了四十多本，我的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