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史”的浮躁 黃梵
詩歌選集與詩歌史
撒謊已被廣泛用於治當代史，隻要在邏輯上說得過去，哪怕它不真實。因為如果照實直說，就會毀壞和諧的人際關係，一些人就覺得這類著述是行惡。如此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和諧觀，幾乎指導著一切評論與當代史類著作的寫作。這類“操縱”自如的結論，傳遞到新一代那裏，就充滿需要厘清的荒謬。就是說，我們飽經世故的評論，不是在激勵創造，是在給下一代製造麻煩，供應著障眼法。如果我們能如饑似渴地查找真相，不難發現，不論一個詩人的作品是好是壞，作品總是真實的，但談論作品的評論，若不公允、合度，它就成了魔鬼。魔鬼當然都會以善良的麵孔出現。我開頭說的“治當代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詞，追得上詩人的想象力，它包括詩人為把自己添進詩歌史，做出的一切詩外努力。無須太敏感就能發現，與“治當代史”相關的種種努力，正如百花綻放，與過去相比，真是茁壯豐茂。比如，故意找碴兒罵人，或樂滋滋罵來罵去，給自己頒獎，逐獎或買獎，黨同伐異，把寫詩變成入史的搏鬥，用利益誘使學人做不智之事……曆曆可見的浮躁，是否由一個源頭問題導致？它到底有何法力，竟讓這麼多人像熱鍋上的螞蟻？莫非一個詩人聲譽的起落盛衰，與他對“治當代史”的投入密切相關？
我想竇士鏞在1906年寫《曆朝文學史》時，不會意識到他撰寫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會為後世注入這麼多的浮躁。我們應該留意，竇士鏞為中國文學寫史前，中國曆來沒有文學史的概念，中國一向隻有作品選集和名士傳，這是中國文學傳統與西方文學傳統的不同，從中可以窺見許多珍寶。比如，它基本排除了作品之外諸如運動、流派、思潮等幹擾，因為由眾口拚湊起來的作品“背景”，往往會產生與甄別作品背道而馳的作用，甚至會使讀者一時失去判斷力，畢竟每個人的心底都藏著另一個魔鬼——從眾心理。這是每個人都害怕投入孤獨懷抱的本能反應。可以預計，隻需大肆渲染運動、流派、思潮等的曆史價值，那個使人頭暈目眩的魔鬼，就會從我們心底釋放出來，令我們不再追隨作品，教我們把作品之外的“偉大”硬塞進作品。好在不管“背景”如何璀璨，中國古人隻樂得看作品、比較作品，他們懂得一首詩的偉大，會使一切不實的“背景”渲染，顯得拙劣，最終毫無用處。如同不管達達運動多麼有魅力，當讀到巴爾那首隻有聲音沒有內容的詩，我不會被他的作品“奇跡”打動。西方文學傳統把達達派置於這樣的境地：他們聲名顯赫，卻沒有受後人青睞的作品。“背景”聲譽與作品聲譽的分離，是西方文學傳統樂意包容的樂趣。相反，若是把達達派置於中國文學傳統，千年詩歌選集就會拒斥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受此懲罰，不是因為新，而是因為與其他入選的作品相比不夠好。中國古人的這一招數非常管用，它使類似我們當代的種種“背景”炫示，立刻變得無用。也就是說，一旦以作品為中心，一些詩人最引人注目的東西，那些由歪門邪道導致的璀璨，倒成了深藏難窺之物。比如，古代所謂“四傑”、“四家”之類的說法，不是詩人自我認證的產物，是後人通過作品比較作出的判斷。入選“四傑”、“四家”難於上青天，作品技壓群芳不說，人品還要有口碑，因人品頑劣被逐出“四傑”“四家”的比比皆是。例如，陶淵明因品性高潔，後人倒先在名士傳中注意到他。事實上，藉著作品選集，中國古人為後人提供的是作品史，而不是良莠雜存的詩人史、運動史、思潮史等等。在古人講究閱讀享受的文學傳統中，若是有人想出版一部新詩選集，大概不會選錄胡適或郭沫若的作品，理由相當簡單：古人不在乎誰是先驅，隻在乎作品是否好到有資格入選。
竇士鏞的文學史概念，當然來自西方，他以此重述中國古代文學的同時，自然使該概念攜帶的大量“詩外”雜質自西方擁入。這是當代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源頭，自此全神貫注圍繞作品的一切，成了文學評論的常規動機。由於文學史著眼重述文人的曆史，這樣作品之外的雜遝奇景，就紛紛擠入了文學史。一旦文學史不能忘懷作品之外的東西，一些詩人或批評家便懂得利用它們來謀利。以新詩為例。為理解新詩的來龍去脈，就必須給胡適或郭沫若等先驅以崇高的詩歌史地位；一些當代詩人的爭吵之所以變得有趣，是因為一些學者覺得它們能改善苦行僧似的作品史。這是忽略詩歌的最高價值，讓詩歌史變成一本傳奇讀物的做法。究竟是誰需要這樣一部詩歌史呢？當然不是讀者。我若是千年以後的讀者，當然不想費時在一堆垃圾中苦苦尋覓好詩，隻希望找到好的選本，能馬上領略好詩的美妙。我們對唐詩選本的興趣高於對全唐詩的興趣，即是一例。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難看清，詩歌史是屬於學人或某些詩人的特殊興致，它在當代的興旺，與大學學術有關。出於學術需要，老師和學生對詩歌的長成，比對詩歌本身更有興趣。以為窺見到它的長成規律，以為藉此可以趁機入史的人，他們強加在獎項、批評、當代詩歌史著述中的躁動，我就不逐一累述。可以說，當代詩歌治史的輕易和低門檻，造成許多詩人也把大量精力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