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不是西方文學傳統太富人性，也不是中國文學傳統太難通融，是兩者想覆蓋的曆史時段不同。大致來說，西方傳統采用的是百年以內的微觀視角，它忠實地用放大鏡觀察每個曆史細節，這樣它會往平淡無奇的作品史裏，添加豐富多彩的詩人史、思潮史、流派史等內容。中國傳統則把注意力放在百年以上，它試圖接近恒久的宏觀認識，它盡可能舍棄與詩文本無關的東西，這樣遭遇詩文本的後人，由於他已“忘卻”曆史，他的無知中便包含著可貴的“重新發現”。曆史環境變了，卻能經得住“重新發現”的詩文本，自然就更接近恒久的傑作。陶淵明被後人鮑照、蕭統重新發現，李白、杜甫被宋人真正看重，即是一例。可以認為，西方傳統一般百年有效，而中國傳統企圖抵達千年之識。不過在千年尺度上，一本簡明西式詩歌史的束縛力，等同於一本中國古代詩歌選集。因為在千年宏觀尺度上，文本力量會真正突顯出來，相反，隸屬運動、流派、思潮等的奇效，會因為後人興致寥寥而變得微不足道。當然，中國傳統也有西方傳統達不到細致。比如，中國詩歌選集不會忽略隻存一首好詩的詩人，而沉溺於詩歌史遊戲的西方傳統，會把隻存詩一首的詩人，視為微不足道，從而在西式詩歌史中不會見到他的麵孔……我們目前已到一個關口，應該看到——中國古代詩歌選集有了不起的治史功效，它根置於問題百出的製度，卻著眼於宏觀遠景，能確保它長久有效；西方治史方法之所以在西方有效，在於它能用學術誠信抵消巧謀深算，這是基督教環境決定的良性心態。一旦摒棄信仰環境，隻是簡單移用西方治史方法，我們便會嚐到它帶來的躁動苦果。所以，不是我們該從近處還是遠處觀察詩歌的問題，而是目前的西式治史方法已成了詩壇躁動的源泉。我認為，把中國傳統安排進新詩治史的視野，用詩歌選本的方法證明一些躁動的無效，把學者和讀者的視線從吵鬧不休的詩歌史，轉向安靜自重的作品史，我們就能創建另一種更智慧的新詩治史傳統。一個選本若有不該入選之詩，或編者故意想排斥什麼，明眼人或後人都能感受得到。我手頭有十種唐人選唐詩的選本，一些選本的可笑昭然若揭。不同選本會在不懂當時文學政治的後人那裏相互競爭，隻有善於規避遺憾的選本才會獲勝。比如，《河嶽英靈集》突出於其他唐選本，宋選本突出於所有唐選本，即是一例。想用詭辯來證明選本的合理是徒勞的，畢竟一言不發的作品會昭示一切，但詭辯在詩歌史著作中會一時有效。
士的精神
當前一些詩人在誤述知識分子精神時，我倒更願意談論士的精神。就獨立、氣節、操行而言，兩者想避開的東西都差不多。記得有一天，我路遇一個久未謀麵的詩人，他剛參加完作家會議，他突然向我感慨：“都說文人骨頭硬，我看文人骨頭最軟。”他的看法其實一點兒不孤立，與曾在許多亂世拯救過漢文化的士的精神相比，當下詩人骨頭發軟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當代一些詩人之所以不堪一擊，我認為不是個人言行的問題，是詩界缺了一種精神氛圍，這種精神氛圍是一麵鏡子，能照出一個人內心的不堪。是的，曾彌散在古代社會的士的精神，在我們的環境中已經化為烏有。士的精神在古代社會起的作用，大致與西方基督教中的正義、民主，以及文藝複興萌發的張揚個性、自由等精神相當。它成了古代中國貯存高端文化和良知的庇護所。正是士的精神，令黃公望五十過後歸隱山林，不指望靠《富春山居圖》名傳後世；令陶淵明不去追逐玄言詩或唯美詩的顯流，而把詩歌引向更合性靈的抒情。對他們，藝術創造的體驗，是一種基本的修行，與圍繞“史”的所有雜念無涉。士的精神使他們避免成為利益的俘虜，使藝術免於受功利之害。元代畫家堅持以賣畫為恥，即是一例。不能說元代文人畫的偉大，與士的精神在元代極其蓬盛無關。縱觀曆史，士的精神在古代皇家的院體之外，不靠刻意選擇，隻靠民間口碑，貯藏和創造了古代中國的大部分傑作。民間口碑篩選之嚴，完全不受官階或翰林院等級的幹擾。比如，宋之問位居唐修文館的最低一級，但存詩多於第一等級的人……士的精神同時反襯出我們與西方關係的缺陷。我始終認為，西方文化是一個整體，試圖隻輸入西方治史方法，不輸入西方治史精神，注定與清末洋務派的做法如出一轍，必敗無疑。西方治史精神，說白了就是知識分子精神，是一種對現實存疑的精神，哪怕寡合也要接近真相的精神，可以說是魏晉隱逸、賢士精神的變體。有了它，我們就不會說、寫、做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謊言無非是靠我們害怕孤單的心理起作用，它在當代必須靠恩賜利益才能維持，由於它無法賄賂後人，自然難在後人那裏繼續獲得成功，早晚會破綻百出。所以，恢複和養育士的精神，在當下應該成為我們心靈的重大課題，它是打破詩壇不誠實的獎項、江湖義氣、長官意誌、逐利行為、入史渴望等等的精神利器。當然，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庸俗之人變成士，除非他體察到士的精神是他內心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