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於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人類學，發展至今已蔚為大觀，成為一門具有完備的學科體係、普識性的研究方法、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和深具人文精神的基礎學科。隨著它與當今各領域、各學科的互動加深，人類學將日益彰顯其魅力。
一、人類學的定義
1．人類學的起源與發展
人類學的起源與西方世界16世紀開始的殖民活動密切相關。然而在這之前，很早就已經出現了豐富的有關人類學的資料，如古代巴比倫、亞述、波斯、印度都有當時不同族體的記載；公元前5世紀，被稱為西方“曆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在其名著《曆史》中，記述了西亞、北非和希臘地區的許多族體的體質、文化特征；公元前1世紀羅馬的G．J．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後來的羅馬史學家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誌》等。在我國古代，對海外民族的記載也出現得很早，如東晉法顯《佛國記》，記載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二十餘國的風物民情。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及為後人所熟知的元朝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等，曆代學者、使節、旅行家都記錄下親曆的異域風土人情，積累下寶貴的民族誌材料。15世紀開始，新航路的發現向西方世界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從16世紀到19世紀，“非西方”成為歐洲各國的掠奪對象；為了服務於他們擁有和掠奪的目的，殖民政府鼓勵教會、學者、探險家進行“海外研究”，這些研究均是描述性、資料性、工具性的研究。並被作為殖民政府的侵略情報資料。因此，此時的非西方研究還不成其為一門社會人文學科。當時“非西方”主要是指稱西方文明之外的孤立封閉的、簡單的原始部落社會和初民社會。如18世紀拉菲托（J．F．Lafitan）的《美洲野蠻人的風俗與遠古風俗的比較》；邁納斯（ChristophMeiners）的《人類史綱》（GrundrissderGeschichtederMenschheit，Lemgo，1785）．被彭尼曼（T．K．Penniman）稱之為奠定了現代比較人類學的基礎，並被列為人類學先驅者的第一人。另一位先驅赫德（JohannGotffriedHerder）在其所著《對於人類史的觀念》（IdeenzurGaschichtederMonschheit，1784-1791）一書中，則對於進化論做了種種預示，並試圖表現人類在世界上的一般狀況和在各地的特殊情形。
對異文化的大量接觸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人類從何而來，為何有不同形態？二是不同的人類集團生活為何有如此不同的形態？為解答這兩個問題而興起的人類學有兩個分流，前者是人類體質形態的研究；後者是人類社會文化的研究。到了19世紀40年代，人類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學術背景是西方學術界出現的一股建構社會科學的熱潮，一些著名學者提出用生物學和自然科學的路徑來探討社會，主張社會與人文類型的研究應著眼於社會理論的實證價值，反對單純的情報搜集。這股思潮為當時處於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提供了進化論的社會科學依據，同時也促進了人類學學科的發展。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分野，由於英國功能學派和美國曆史批評學派各自強勁的發展，形成了不同的人類學類型，強烈反叛古典人類學，反思進化論和傳播論的宏觀人類史和民族中心主義。但是，“非西方”的研究主題仍被保留下來。當代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已經從古典人類學試圖建構人類史轉向將異文化當成與本文化（如西方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和價值的實體加以理解，並通過這種理解來思考本文化的局限的這樣一種文化多元並存觀。在方法論上，與古典人類學對以宏觀的社會——文化探討為內容和研究單位不同，也不再像過去人類學那樣注重對小型社區或族群的透視，局限於“小規模社會”（small-scalesociety），當代人類學更注重對“大規模社會”（large-scalesociety）研究。盡管在人類學發展史上，20世紀的西方人類學不斷受到來自自身的挑戰，提出“文化相對論”，強烈批判西方民族中心主義，但是卻改變不了其本質上也是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世界體係的一個組成部分；西方人類學者是作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來“認識非西方”，其思維及藝術創作成果，是東西方關係中西方形象與非西方形象的對照。實際上，在非西方社會，自30年代以來就長期存在對西方人類學的批判，也存在若幹“本土人類學”（indigenousanthropology）的看法，然而這些看法大都無意識地重複了西方文化霸權。19世紀的西學東漸，尤其是二戰後第三世界的民族覺醒浪潮都樹立了以西方為東方社會文化發展的自我之前景的“異文化”形象。[1]這種尷尬的契合，正說明文化隔閡同樣存在於學術領域，而如何促進入文理解和文化溝通，是人類學學科應致力的有益建設。一方麵，拯救那些獨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對席卷全球的西方模式；另一方麵，通過對異文化的了解，反思自己的文化模式，尤其是西方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