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喜歡貓。人們在生活中一旦經曆過傷心和痛苦的折磨，往往會把他們的情感轉向其他的生物，從而使他們同這些動物的情感紐帶變得更加牢固。小時候，我就有過特別傷心的經曆，我相信正是這些經曆增強了我同動物之間的感情。
當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父親是一家煉油廠的電氣工程師，我們一家人在中東地區生活了好多年。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期間，許多英國工人都被派往中東地區工作。在我5歲的時候，父親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獨自遠赴他鄉工作，因為當時所有英國公司都有嚴格的規定，工人們在海外工作的頭幾年是不能帶家屬的，幾年後掙到了足夠的錢，還要克服其他種種困難才能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帶到海外。因此，父親走後，我同媽媽和妹妹萊斯利繼續留在英國生活。
然而，就在父親在海外工作期間，萊斯利患上了癌症。當時，我隻知道她生病了，我母親感到非常焦急和擔憂。那個年代的父母在很多問題上都不會把實情告訴孩子，他們認為有些事情是孩子們不應該知道的，也許這也是一種保護我們的方式。但是無論是什麼原因，萊斯利的病已經把我們所有人都攪得心緒不寧。而最終萊斯利的夭折更是在我們的情感上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但是與此同時它又在客觀上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好的轉機——父親為之效力的那家公司因此特別放寬了規定的有關條件，允許我們提前到中東去同父親一起生活，否則我們還得再等許多年。
當時，我已經8歲。盡管有一陣子我自己覺得已經從失去萊斯利的痛苦中恢複過來，似乎她死並沒有在我的心靈上留下難以愈合的創傷，但是後來我才真正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那個時候也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生活中一直感到形單影隻。其實，一個人在兒童時期遭遇的任何苦難都會在其一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在我的童年生活中，對我影響最深的莫過於病痛對萊斯利的折磨及其對她生命的摧殘，加上父親常年不在身邊，母親嘔心瀝血隻為了兩件事：一是照料病榻上的萊斯利，二是在最為艱難的條件下獨自撐起這個家。
萊斯利去世後，我們家天各一方的困難局麵開始有了轉機，所以母親和我開始打點行裝，準備離開英國前往中東。不過，這期間還有另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我們前往巴林時，同時帶走了我們家的那隻貓，我們叫他“小黑”。實際上，小黑是我母親的貓。我還記得在萊斯利生病的整個期間，母親雖然整日勞累、心力交瘁，但是仍然沒有絲毫忽視對小黑的精心嗬護和喂養。到現在我都能清楚地記起有關他的許多事情。我那時常常在睡覺時把他帶到我的床上，擁抱著他進入夢鄉，但是他非常聽從母親的召喚，每當聽到我母親的呼喊，他就會立刻離開我跑到她的身邊。所以從我的孩提時代起就懂得了一點，動物們確實具有第六感，他們能夠敏銳地感知人們的需要，無論這個人是誰，也無論那個人的需要出於何種原因，他們都會主動為他提供幫助。
我就親眼目睹了小黑對萊斯利的熱情相助。在她去世前的一段時間裏，她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而這隻貓好像也感覺到了這個問題，於是他就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她可以隨時伸出柔弱無力的小手，輕輕地撫摸他。那是我有生第一次看到了一個人同一個動物之間可以建立起多麼密切的關係。我母親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小黑來緩解萊斯利的痛苦，我猜想，那是因為他在萊斯利麵前展現出了一種溫馨的生活狀態。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變得越來越成熟，在這個問題上大概也看得更加透徹，但是即使在我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孩子時，我也已經意識到了人和動物之間有一種特別的聯係，而這種聯係在我後來的生活中都一直伴隨著我。現在，我的母親已經去世好幾年了，而我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孫子），但是早年的經曆卻始終如影隨形，小黑對我的影響可謂終生不泯。
後來我們的家又搬到了巴林王國的大都市阿瓦利，那片居住區好像一座大營地，四周由高達10英尺的柵欄圍成一圈。他們告訴我說，這種柵欄是為了防止野狗進入而專門設計的。柵欄內同時居住著許多個家庭，大多數是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所以我有了許多小夥伴可以一起玩耍。那裏的氣候酷熱而且極為幹燥，過來好幾個星期我才逐步適應。而一旦適應了以後，當你再看到成群的小孩在超過100華氏度的高溫下玩“牛仔與印第安人”的遊戲時，就再也不覺得不可思議了。
在那段時間裏發生了許多奇怪的事情，隻是我當時還小，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比如我父親，他認為雖然我們身處沙漠的中心地帶，但是他還是有責任為我們創造一個綠色的草坪。於是，他每天開車到海灘上去，從那裏帶回來幾叢野草。那些草當然都是海濱沙灘上生長的雜草，並非我們在英格蘭種在草坪上的那種繁茂而青翠欲滴的草。他在我們的院子裏精心地挖出一個個小坑，把海灘上收集來的野草放進坑裏，再精心地澆上水。就這樣，他日複一日地找來越來越多的草，每天都聲稱他的這個“草坪”就要大功告成了。令人驚訝的是，最終他確實創造出了一片類似草坪的東西，而且後來所有人竟然都把它叫做“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