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帕斯捷爾納克
一
我在二十年代試寫的自傳《安全保護證》中，分析了構成我生活的種種情況。遺憾的是那本書被當時流行的一種通病——毫無必要的造作——給糟踏了。本篇隨筆難於回避某些贅述，但，我盡力不重複。
二
1890年俄曆1月29日我出生在莫斯科市軍械胡同雷仁的樓房裏。樓的對麵是個神學院。不知為什麼我竟會記得秋天跟奶娘在神學院花園裏散步的情景。堆積著落葉的泥濘小路，一個個池塘，一座座假山，刷了色的院牆，吵吵鬧鬧的學生們在課間休息時的遊戲與鬥毆。
神學院大門麵對著一棟二層的石頭樓房和一個能停放馬車的院落。我們家就住在大門洞的上邊，也就是大門的拱頂上。
三
幼年的感受是由各種驚恐和讚歎的因素組成的。這種感受像童話般絢麗，它們集中在兩個中心形象上。這兩個形象主宰了一切，又把一切聯成一體。一個形象是馬車街上擺在各家車行裏的標本熊；另一個是善良的巨人，此人後背微駝，頭發蓬鬆。說話聲音低啞，此人是出版商彼？彼？康恰洛夫斯基，還有他的家，還有掛在他家中的謝羅夫、弗魯貝裏、家父以及瓦斯涅佐夫兄弟用鉛筆、用鋼筆和用水墨畫的畫。
特維爾斯卡亞一雅莫斯卡亞街、特魯巴街、茨維特諾依林蔭路旁的胡同——這是令人最不放心的地方。每逢經過這裏時，總是拉著我走開。有些事我不應當知道，有些話我不應當聽見。不過保姆們和奶娘們都不甘寂寞，所以我們就常常會來到這花花綠綠的人群中間。一到中午，騎馬的憲兵們便在軍旗兵營的露天操場上操練。
與叫花子、女香客來往，與社會渣滓及他們的遭遇為鄰，還有附近的林蔭路上的歇斯底裏的現象，這一切使我過早地產生了對婦女的膽戰心驚的、無以名狀的、終生難忘的憐憫；對雙親的憐憫我更是無法忍受，因為他們要先我而死，並且為了使他們能擺脫地獄之苦，我必須完成某種極其光明的、空前的事業。
四
我三歲時，全家搬到繪畫雕塑建築學校的公家宿舍裏去了。
宿舍位於米亞斯尼茨卡亞街，麵對郵政總局。我們家在院裏的一棟廂房裏，在主樓的外邊。
主樓是一棟古老而又漂亮的建築物，它在很多方麵都相當好。1812年的大火沒有觸及它。一個世紀以前，這棟樓房，在葉卡捷琳娜時代，作了共濟會分會的秘密避難所。米亞斯尼茨卡亞街與尤什科夫胡同裏的側角是圓形的，那兒有個帶柱子的半圓形陽台。陽台容量很大，它像壁龕似的凹入牆裏，聯接繪畫學校的大禮堂。從陽台可以看到米亞斯尼茨卡亞街的延續，它伸向遠方，直通火車站。
1894年，住在這棟樓房裏的人站在這個陽台上觀看過沙皇亞曆山大三世運靈儀式。兩年以後，又觀看了尼古拉二世登極加冕慶典的個別場麵。
同學，老師，都站在這兒。母親抱著我，擠在挨著欄杆看熱鬧的人中間。她腳下是個裂洞。裂洞底層鋪著細砂，空曠的街在等待中鴉雀無聲。軍人們忙得不亦樂乎，他們高聲喊著命令，為的是讓在場的人都能聽得見，然而站在樓上的觀眾都聽不見他們的喊聲。士兵們排著隊把市民從馬路上推到人行道邊，市民們在屏息中形成的寂靜，似乎把所有的聲音都給吞掉了，如同沙灘吞掉潮水一般。鍾聲響了，淒涼而又悠長。人們把手伸向頭去的動作，像海浪一般從遠處滾來，又向遠方滾去。莫斯科在脫帽，在劃十字祈禱。安葬的鍾聲從四麵八方響起，一條一望無際的隊伍的隊首出現了，那是軍隊，宗教界，披著黑紗和係著飾纓的馬匹，華麗得不可思議的柩車，身穿另一世紀的從未見過的服裝的承宣官。送靈隊伍浩浩蕩蕩，樓房的正麵掛著一幅幅綴著黑邊的長條布。致哀的旗幟低垂著。
繪畫學校有擺排場的風氣。它歸禦事部掌管。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是繪畫學校的保護人。繪畫學校每次舉行慶典和舉辦展覽時，親王都要親臨現場。親王瘦而高。他有時參加戈裏岑和亞孔奇科大家庭晚會，那時我父親和謝羅夫二人一邊用帽子遮著畫本，一邊偷偷給他畫漫畫像。
五
院裏，在各種建築物、公務房和柴棚之間，有一棟廂房，它像鶴立雞群。它對麵是通向小花園的籬笆門。花園裏長著一些年齡很老的古樹。廂房地下室裏給同學供應熱的早點。樓梯上總是彌漫著油煎包和炸肉餅的煙霧。另一個平台上有扇門，通往我們家。再上一層，住著繪畫學校的文書。
五十年之後，也就是前不久，在蘇維埃時代的近期，我在尼·謝·羅季昂諾夫著的《列·尼·托爾斯泰的生平與創作中的莫斯科》一書中的一二五頁，在1894年的標題下，讀到這麼一段話：“11月23日托爾斯泰攜女兒們前去繪畫雕塑建築學校看望畫家列·歐·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是該校校長，並出席了演奏會，參加演奏的有帕斯捷爾納克的夫人和音樂學校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爾日馬裏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