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馬·考利
一
1945年3月裏，海明威終於從他經曆的最後一個戰場上回來了，他已經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作家。他早就選擇了——或者說，大夥早就替他選擇了——他能夠擔當的最難辦的差使。
大夥說，他一定要寫一部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小說（他的朋友們認為理所當然，海明威本人似乎也認為應該這樣），而這部小說，在各方麵又要比他那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小說偉大些。為了這部小說，他搜集了綽綽有餘的材料，而且全是第一手的，但是要寫這部小說，又有不少困難，那些困難卻不是大眾，甚至他的朋友所能設想得到的。
最嚴重的困難始終是體力上的，同時也是腦力上的。海明威經常冒險，常常傷在頭上，戰爭期間，他遭受過兩次嚴重的腦震蕩，一次在倫敦，在燈火管製的一個晚上，頭上受傷，隻好縫了五十七針。回到古巴，海明威向他的醫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訴苦。講到後遺症時，他列舉了“劇烈的頭痛，思想和說話遲鈍，遣詞用字時記憶力有所喪失，寫起字來有倒下筆的傾向，不時的耳鳴，還有部分聽覺失靈”。據海明威傳記的作者卡洛斯·貝克說，—埃雷拉告訴海明威，他在法蘭西和比利時戰爭期間喝的劣酒，對於腦膜下血腫最有害。他勸告梅明威，每天做有限製的智力活動，逐步鍛煉受傷的腦神經。
貝克說，有好幾個月，海明威嚴格節製喝酒。他給自己製訂了一個創作計劃：他要恢複寫作的勁頭，先從寫個人書信開始，然後寫簡單的短篇小說，再後寫複雜的短篇小說，最後寫長篇小說。病象逐漸消失了，但終於又出現了另外一些障礙，妨害他完成小說，更不用說一部巨型小說了。障礙之—，就是越來越大的名氣。他的住宅芬卡樓擠滿了編輯、訪員、食客、各國漁獵運動家，還有興高采烈的酒友。海明威替他自己創造了人所共知的形象，現在逼得他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活動方式，而這種方式卻是不利於構思的。另一個障礙就是他那浮躁的生命力，驅使他到越來越遠的地方去打獵，浪費了時間，並冒意料不到的新危險。1954年初，在東非，兩次飛機失事不僅引起了老毛病和視覺重疊的並發症，還給他造成了永遠沒有痊愈的內傷。然而，一回到芬卡，他又恢複他的寫作慣例，每天早上寫幾個鍾頭。
這不單是一種慣例，而且也是責任和一種痛苦的紀律。不管他睡得多晚，或者夜裏失眠多久，他一大早就走到寫字台前，一般是在八點左右。他動手時，先重讀一遍已經寫好的部分，如果是小說，他就從頭讀起，除非手稿積累得太多了。不管怎樣，他得讀最後兩三章，以便浸沉到情節中去，隨後才能把故事展開—步。他用鉛筆寫稿，字跡大大的，圓圓的，清清楚楚，行行下傾，一頁稿紙寫九十字（這和托馬斯·沃爾夫一樣，但海明威用的宇較短）。到十二點或十二點半，他就把當天的工作做完了。“放下筆時，最好是在你進行得順利的時候，”他說，“最好是在你已經知道下回如何分解的時候。如果你是在寫一部小說，每天都這樣，那你就不會卡住了。”實際上，隨著時間的進展，他似乎是常常卡住的。但他總是和文字作堅持不懈的、有時是徒勞無功的鬥爭。他還不止一次說過，他拿定主意，除非坐到寫字台前，決不有意識地思考作品。這樣，他的下意識才有更多的自由活動的機會。他告訴朋友們說，他的作品有一半是在下意識裏寫成的。事情得先在那裏醞釀，然後才能出現在紙麵上。但是他並不把下意識所提供的一切都照收不誤。文章寫到紙麵上以後，他就開始修改、刪削，就是說，運用他的銳利的批評才能。
海明威從戰場回來以後的十六年間，從有規律的日常工作中，就象人們可以預料到的，積累了大量文稿。除了兩部已經出版的小說《過河入林》、《老人與海》和一大批短篇（其中有一些還投有收集起來），他還寫了五部書稿。最短的一本《不固定的節日》是差不多完成了的，盡管作者生前不大滿意，1964年還是出版了。另外三本，一本是小說《伊甸樂園》，寫的是在法國南部某地度過一次奇異蜜月的故事，另一本《危險的夏天》，是他和鬥牛士安東尼奧·奧多涅斯在西班牙的遊記；還有一本沒有題目，關於作者最後那次多災多難的遊獵的半紀實半虛構的紀錄。這三部稿子都處於尚未完成狀態。我看過之後，很懷疑它們是否應該出版，印給研究人員作參考是可以的。三部稿子裏都有出色的篇章，包括在《伊甸樂園》裏的，有兩個不平凡的故事，我希望它們能分別出版。最長，加工也最多的一部手稿是《海流中的島嶼》，沒有讀過原稿的朋友們往往管它叫做“海洋小說”，出版於1970年。
手稿的曆史複雜。海明威跟隨美軍（有時走在軍隊前麵）呆在法國的時候，打算寫一部關於戰爭的三部曲，一部寫海洋，一部寫天空，一部寫陸地。海洋小說打算先寫，但是海明威對他正在寫什麼從來是秘而不宜的，看來直到1947年後期他才開始寫這部小說，斷斷續續寫到1952年。他對於寫書的想法逐漸有所改變，本來想寫成一部具有連續性的小說，後采又想改為包括三個或四個長篇的集子。有一個時期，他還想把1951年1月至2月寫的《老人與海》作為尾聲。他後來決定把《老人與海》單獨出版，還是明智的。另外那三個故事，經過進一步修訂之後，他宣布已經完成，便放到哈瓦那一家銀行的保險庫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