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苦惱的美國企業大亨們，跑到博林根請榮格治病，上麵說的好象就是榮格提供給他們的診斷，並附有治療的方子。
那麼，榮格會向海明威說些什麼呢？在海明威的晚年，他已經達到了大部分合理的目標：他有錢，受到崇拜和模仿，他的讀者幾乎遍及全世界。把作品寫好，始終是他的最大的野心，而現在，象我說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最有名氣的作家。統計一下報上刊載他的業績和言論的欄目和篇幅，就可以證實我的說法。在西非兩次飛機失事之後，他獲得了一種幾乎是舉世無雙的特權，就是閱讀他自己的訃文，那些訃文論長度可以和後來歌頌丘吉爾的那些悼詞相比。同年，即1954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獎金，他的地位可以說已得到了承認。然而，他總是感到鬱悶和沮喪，就象到博林根去朝拜榮格，請求榮格給他們治病的那些企業大亨一樣。榮格會把同樣的診斷提給他嗎？
在榮格的各種類型表裏，海明威作為一個頭麵人物——盡管私下裏不是——顯然是個受人注意的具有外向性格的人。榮格會說，海明威對他的假象已經感到厭倦了嗎？他的假象已經不再能動員他的精神活力了嗎？他的性格表現由於代替了他的特定主角（象托馬斯·赫德森那樣），已經開始削弱了他的主觀寫作力量了嗎？他會勸告海明威啟發他的性格上某些受到壓抑的方麵，比如說，他顯然是個具有內向性格的知識分子的那一方麵嗎？我們暫時看到一幅幻象，海明威退休了，寫起一本《小說手冊》或者《為真理辯護》來。這幅肖像倒是迷人的，但是要叫海明威心甘情願坐在那裏，做這樣一幅肖像的模特兒，他可不肯幹。
在東非出了那宗禍事之後，要采取單純的醫療措施，為時太晚了。榮格或許會勸告他，回到天主教會裏去，作為克服他的內心問題的一種手段。但就連這樣做，也為時太晚了。海明威的生活太無節製，看起來好象他在生理上已未老先衰。他受過的內傷太多。象個老拳擊家似的，他的頭時常被打得一塌糊塗。他再也沒有足夠的彈力去恢複從前的信仰，或者去采取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走上一種新的寫作途徑。除這一切之外，他還受到他的公開形象的約束。也許，他對這個公開形象也感厭惡，但是這種形象仍舊為他提供極大報酬。
1959年夏天，他到西班牙作了一次凱旋式的旅行，這是最大的酬答，也是使他真正開心的最後一次旅行。那一次，海明威和安東尼奧·奧多涅斯周遊了全國。那時，奧多涅斯正和他的姻兄弟路易斯·米格爾·多明京作友誼競賽，爭取鬥牛冠軍。安東尼奧·奧多涅斯是卡耶塔諾·奧多涅斯的兒子。在《太陽也升起來了》裏，卡耶塔諾·奧多涅斯是被作為英勇的佩德羅·羅梅若來描寫的，所以海明威對奧多涅斯懷著父親一樣的感情。不論他和年輕的奧多涅斯走到哪裏，他們都受到群眾的歡呼。他們在潘普羅納度過了七天節日（從7月6日到12日），人群空前之多，海明威給年輕的崇拜者，包括美麗的姑娘們，團團圍住。他還抽空在伊拉蒂河上舉行了野餐。那兒，鱒魚群已經回來，掬樹的處女林仍然玉立森森。他在《下午之死》裏曾祈禱過：“讓一切都再實現吧。”在潘普羅納度過的那一周裏，以捧場的人群為背景，他的大部分夢想都實現了。“你知道，”他尉他的知心朋友艾倫·霍奇納說，“比《太陽也升起來了》還要美妙。”
後來，在馬拉加，他舉行了六十歲壽宴，曆時二十四小時。宴席上有從巴黎弄來的香檳酒，從倫敦弄來的中國菜，從巴倫西亞弄來的焰火，從一個旅行雜戲團弄來的射擊棚。奧多涅斯和庫奇比哈爾的邦君恭恭敬敬地站在棚子裏，讓海明威射擊他們嘴上叼的香煙；之後，海明威把客人們組成一字長蛇陣，蜿蜒走進灌木林。一枚火箭落在一大棵棕樹頂上，燃燒起來，直到消坊隊坐著一輛準是從麥克·塞內特喜劇團借來的卡車，趕來滅火。客人們呆到吃了早飯。那一次可以說是集二十年代所有的盛大宴會之大成，也可以說是海明威的告別宴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