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的第一批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就很少強調社會經濟決定論，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西方文化的湧入，對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化的強調又成為中國比較文學的一大特色。1985年在深圳舉行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淩宇提交大會的論文題為《從中西文化與苗漢文化的撞擊看沈從文》，對現代著名的作家沈從文進行了比較文化視角的研究；筆者提交的《論中西比較文學》一文有17000字，其中有將近一萬字是論述中西文化與中西文學的關係的。
筆者指出，中西比較文學繞不過中西比較文化，在比較中一定要注意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而且相似的文學現象在不同文化結構中的位置不同，其功能和意義也不相同。1989年以來，由樂黛雲主編的“中外比較文化叢書”，收有高旭東的《生命之樹與知識之樹：中西文化專題比較》、高旭東、陳炎、鄒廣文等的《孔子精神與基督精神》、王生平的《天人合一與神人合一》、白海珍、汪帆的《文化精神與小說觀念》、曹誌耘的《語言差異與文化心理：中外語言的文化學透視》、高旭東的《文化偉人與文化衝突：魯迅在中西文化撞擊的旋渦中》等六種，已經表明中國當代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向。所以，盡管中國比較文學界將當代文學理論大潮引入比較文學等方麵惟西方馬頭是瞻，但是在將比較文化的觀念引入比較文學方麵，應該說是領先於西方的。隻是到了蘇聯解體之後，中國的比較學者對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關係的注重，才真正納入國際比較文學的主潮之中。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在比較文學上沒有走20世紀50年代末前蘇聯的路子，當然有很多原因，譬如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很好，美國當時以打中國牌來製約蘇聯，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卻在於中國是背負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西方文化的湧入意味著中西文化的衝突和融合，這才是中國比較文學界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比較文化的深層原因。
（第二節）主題學與哲學
在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中，與哲學聯係較為密切的，或者說在研究中最需要哲學眼光的，是主題學。主題學在德文中被稱為Stoffgeschichte和Motivgeschichte，前者側重於題材，後者側重於動機，法國學者則稱之為Thematologie。在英語世界，在哈利·列文（HarryLevin）創造Thematology——主題學這個詞彙之前，使用的是Stoffgeschichte，既照顧德國學者的側重題材，也照顧法國學者的側重主題。主題學的起源與德國學者對民俗學的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在後來的學術演變中，確實存在著從側重題材向側重主題的發展。
一般認為，比主題學更小的不可再分的主題性分析單元是母題（motifs）研究，與母題相聯係的還有情境（situations）、典型（type）、意象（image）等等分析概念。如果說母題、典型、情境、意象等等是對文本較為具體的分析，那麼，主題學對文本的研究則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因此，主題學與哲學在對人類感性生活的形式進行抽象概括方麵就有相似的特征。我們已經說過，文學與哲學在西方往往屬於精神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範圍，那麼，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主題學與思想史、精神史有著密切的聯係，也就毫不奇怪了。美國學者韋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認為：“theme或thema指思想史（TheHistoryofIdeas），似乎含有一種對題材抽象的意思。”他還引圖鬆（R.
Troasson）的話說：英雄主題有適應性強、多變化、具有多重價值、不依賴敘述結構的特點，由於它能產生幾乎無窮無盡的現象，因此能夠使它自己和一個時代的思想、風俗、趣味的特征結合成一體，能夠接受一切，甚至最矛盾的意義，能夠通過接受一切變異使自己適應當代生活中一切細微的差別。所以主題學同時也是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