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前蘇聯的解體，蘇聯的解體使得曇花一現的比較文學的“蘇聯學派”不複存在。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世界的文化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以美國為首的國家集團與以前蘇聯為首的國家集團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讓位給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集團與國家集團之間由於文化、語言和種族的差異而導致的矛盾與融會。亨廷頓（S.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推出的。於是，一種席卷比較文學的文化研究（不同於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的含義）與比較文化的熱潮，洶湧而來。悲觀者以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將導致世界的對立衝突，樂觀者以為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將再造世界的文明。盡管價值觀有差異，但是在對文化研究重要性的承認上卻是一致的。1991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第13次大會上，對文化的強調已經初露端倪，而到了1994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頓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第14次大會上，議題就是“文學與個性：語言，文化，社會”（LiteratureandDiversity：Languages，Cultures，Societies），所以有人將這個議題意譯成“多元文化語境中的文學”。在這次大會上，比較文化的主題是如此惹人注目，以至於有的與會代表呼籲比較文學有被比較文化取代的危險。在1997年荷蘭萊頓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第15次大會上，議題就是“做為文化記憶的文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已經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換句話說，跨文化的比較文學在很大的意義上是一個比較文化的問題。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向與哲學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文學與哲學都是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而且哲學比文學更能簡括地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所以跨文化的文學對話與比較離不開對不同文化中的哲學的研究。
談及跨文化的文學研究以及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向，不能不提中國和東方國家的介入。換句話說，正是中國和東方國家介入了世界的比較文學，才促進了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向。當然，歐洲國家之間的文學比較也涉及文化問題，法國文化之於英國文化的不同，正如德國文化之於意大利文化的不同，但是，無論是法國、英國，還是德國、意大利，卻同屬於一個母文化，都祖述希臘、羅馬以及與希伯來精神結合而成的基督教的文化遺產。當美國、澳大利亞等美洲、大洋洲國家介入比較文學的時候，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任何改變，因為這些美洲和大洋洲國家都是歐洲開拓的殖民地。盡管這些國家大部分早已經脫離了歐洲的母體而獲得獨立，然而獨立的隻是國家主權，而非文化。究其實，這些國家的文化隻是歐洲文化的延伸和新的拓展。
而西方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曆史的時間轉換與地域的空間轉換往往是統一的，從希臘轉換到羅馬，從意大利轉換到英國、法國，從德國轉換到美國。我們今天在文化上所談的希臘，就不是現實中的希臘，而是古代希臘。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文化比俄羅斯文化更像西歐文化。俄羅斯的主體雖然在歐洲，而且信奉的也是基督教，但是，俄羅斯畢竟有相當的領土在亞洲，它實際上是一個連接歐亞的跨洲國家，而且其信奉的基督教是東正教，與西歐和美國等所信奉的羅馬公教以及新教又有差異。這就使得俄羅斯文化雖然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一個變體或者說是一個富有獨特性的組成部分，但是俄羅斯卻比上述任何國家更有資格擔當東西方文化的橋梁。而比較文學隻要不超出這些國家的界限，可以說仍然是在一個大的母文化之內的比較研究，隻有以伊斯蘭文化為特征的阿拉伯國家、以印度文化為中心的南亞國家，尤其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亞國家介入比較文學，才談得上是跨文化的比較文學。
因為阿拉伯國家信奉的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同屬於一神教，而且從曆史上看二教還具有同源的關係。印度也是宗教國家，雖然信奉的不是一神教，但是與歐羅巴語係是同源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雖然也互有影響，但是從總體上是在互不相關的語境中成長起來的。而且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中國文化的根底是倫理與審美的，而無論是孔孟哲學還是老莊哲學，與西方哲學都是迥然相異的。因此，隻有中國的介入，才真正談得上是跨文化的比較文學。
我們在開始說過，比較文學並非始自孔子，甚至也不是在中國文化中產生的，而是伴隨著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從西方傳入的。西方文化的傳入必然與固有的中國文化發生衝突與融合，所以，中國比較文學從起步那一天，就是與比較文化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從嚴複、林紓、梁啟超，到魯迅、吳宓、朱光潛，雖然政治立場各個不同，但是將比較文化的視野引入到比較文學中來，可以說是中國比較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的傳統。1949年之後受蘇聯的影響，比較文學雖然遭到了封殺，但是在1978年“解凍”之後，就呈現出與蘇聯“解凍”之後不同的比較文學發展路向，盡管中國和蘇聯當時都是社會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