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世界範圍內，比較文學與哲學發生關係基本上是在跨學科範圍之內的文學與哲學、思想史之間的研究，但是，要係統考察比較文學與哲學的關係，那麼，從哲學乃至比較哲學的角度，對比較文學這門新興學科進行全麵反省，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比較文學的誕生過程中，它和哲學是一種什麼關係？在後來比較文學的發展中，這種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同時代的哲學風氣是怎樣影響比較文學的？在比較文學的學科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學、比較詩學、比較文化與哲學又是一種什麼關係？
（第一節）比較文學的誕生及其發展與哲學的關係
有人把比較文學研究和學科形成的曆史上推到希臘、羅馬，而比較文學傳入中國之後也有人說孔子是最早的比較文學家，因為他比較過不同的國風。但是我們認為，這並不符合比較文學形成與發展的實際情況。古希臘文化由於赫然獨立發皇於西，自負的希臘人就以為隻有自己是文明的中心，而其他種族都是野蠻的，因而在這裏並沒有產生比較文學的土壤。雖然一些羅馬學者已經注意到羅馬文學與希臘文學的師承關係乃至創作風格的差異，但是，整個西方文化就是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轉換的統一，從希臘轉換到羅馬，從大英帝國轉換到現在的美國，這種同一文化內部的文學縱向的繼承關係很難說成是比較文學。而在中世紀，西方各國雖然有文學上的交往，但是共同的宗教背景和拉丁文形式，使得比較文學的產生也成為不可能。
比較文學的悖論就在於，雖然差異巨大的母文化之間的文學比較很困難，而且容易流入隨意比附的泥潭，以致有的比較文學家甚至對跨母文化的比較文學持觀望態度，但是，語言文化完全一致的國家之間的文學關係也難以成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
比較文學在現代傳入中國之後，有的學人也將中國的比較文學上推到先秦時代的孔子，說他對不同國風的比較就是中國最早的比較文學。但是，純粹以國別來界定比較文學是有問題的，應該以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做為重要的參照。而中國古代語言與文化一致的大一統的帝國，經常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難道合的時候——譬如西周、秦漢、隋唐、明清，因為是同一國家就不是比較文學，而分的時候——譬如東周列國、三國、五代十國，因為是國與國之間文學的比較就是比較文學？孔子所論的不同國風，都是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的結果，就很難說成是比較文學。而且古代中國由於文化的發達主要是靠自己，也同希臘人一樣有一種傲視蠻夷的文化心理而妨害比較文學的產生。連孔子在《論語》中都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
當然，《文心雕龍》等論著對於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原文學與以《楚辭》為代表的荊楚文學之文化差異及其文學融合的研究，確實是比較文學的萌芽，這種萌芽也出現在一些論著對中國文化和文學對於印度文化接受的淵源研究中。但是總的來說，在中國古代尚不具備產生比較文學的文化土壤。就以中國古代惟一與周邊文明民族的印度的文化交往來說，在信佛的人看來，印度是西方的極樂世界，是和現世的中國沒有可比性的理想樂土；而在不信佛的人看來，印度仍然是沒有得到教化的蠻夷之邦，也不能和禮儀教化的中國相提並論。
比較文學是在近現代的西方產生的。但丁（Dante）的《論俗語》
以及其他歐洲民族擺脫拉丁文而采用民族語言翻譯《聖經》，乃至寫作文學文本，給比較文學培植了產生的文化土壤。而法國大革命、自然科學領域中興起的比較學科以及浪漫主義的文化潮流，則是比較文學產生的直接原因。在拿破侖入侵歐洲各國的時候，幾乎入侵到那個國家，就激起了那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熱情，而同時又將先進的文化帶入了那個國家。而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比較學科很興盛，甚至比較文學這一名稱在19世紀初的提出，都是模仿“比較解剖學”而來的。而浪漫主義的文化潮流與古典主義強調普遍性不同，而是強調獨特性和個性。
這樣，一方麵是對民族個性的強調，另一方麵卻是各個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一方麵是對於民族曆史的看重使得文學史家要撰寫本民族的文學史，另一方麵他們發現他們的民族文學史卻是歐洲整個文學發展的相互貫通的網狀結構之中的一個環節和部分。因此，比較文學的產生也就成為曆史發展的一種必然。而在這種文化語境下產生的比較文學，注重的就是各國、各民族和各語言之間文學的影響，研究本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或本國文學的外來淵源以及以放送者、媒介與接受者構成的影響路線。因而最早產生的比較文學也就理所當然地屬於文學史的一個分支，隻不過是與民族文學史不同的國際文學之間的關係史而已。而19世紀機械論的世界觀和實證主義哲學，則使剛剛誕生的比較文學側重於事實聯係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