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思想史”這一概念相比，“精神史”的智性化不強，可以包括思想亦可包括感情。考夫（H.A.Korff）就運用“精神史”的方法研究了1750—1830年間從理性到非理性再到綜合的德國文學的辨證發展史：理性指的是古典主義，非理性指的是狂飆運動那種鬆散的形式，而德國的浪漫主義則是二者的辨證綜合。以上研究雖然對文學所表現的思想的歸類有重大的意義，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現了一些片麵性的偏頗。盡管狄爾泰是較早從文學中看到哲學的人——現代哲學對人的意義追尋的放棄，使拷問生命奧秘的文學更具有哲學的品格，然而，他的分類也可能抹煞文學的個性以及時代精神。
譬如，將康德與黑格爾看成是兩種類型的哲學家是有道理的，但是，康德與黑格爾哲學的一致性，恐怕要遠遠大於黑格爾與赫拉克利特的一致性。而第一和第二種類型的思想家，特別是斯賓諾沙、萊布尼茲和黑格爾，也無不受到柏拉圖和基督教神學的巨大影響。至於把巴爾紮克和司湯達劃為一類，將歌德與席勒劃成兩類，也不會說明問題。以歌德為例，對於這麼一個知識淵博、思想複雜的詩人，狄爾泰將之輕而易舉劃入黑格爾一派，也可能失之片麵。歌德本人就曾明確表示他厭惡黑格爾哲學及其辯證法，並表示自己受康德哲學的影響。
美國學者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在《文學與思想史》一文中，曾給“思想”下過定義，認為“‘思想’這個術語指的是我們頭腦裏和感覺或情感經驗的直接性相對的那種更富思考、更具啟發性的意識。正是通過這種思考，文學才接近哲學”。盡管他認為，對一件藝術品的理解必定包括對它所體現的思想的認識，但他也同時認為，並非所有的文學作品都一定要包含這類或那類的思想，如彭斯（R.Burns）的“我的愛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花”。研究文學與思想史的學者多注意哲學對文學的影響，而斯托爾克奈特也注意到了文學對哲學的影響：“英國哲學家撒繆爾·亞曆山大受益於華茲華斯和梅瑞狄斯就是一個有趣的近代例子。A.N.懷特赫德（Whitehead）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主要是對華茲華斯和雪萊的詩歌的理解，則是另外一例。黑格爾對古希臘悲劇家的洞察力的深深仰慕，表明了古典主義對19世紀哲學產生的廣泛影響”。
在討論哲學對文學的影響時，斯托爾克奈特也強調了這種影響的複雜性：“和音樂、美術不同，文學作品的思想也必須用詞來表達。詞不僅要人聽見或讀及，而且必須依據上下文被解釋出來。隻有對詞進行解釋，思想才引起我們的注意。”因此，哲學家對文學家思想的影響不能一對一地簡單化，對思想影響的描繪總是一個微妙、複雜的問題。思想“在從作家到作家、時代到時代的傳遞中，經曆了不斷被重述、被重新解釋和轉化的過程。”他以雪萊為例，對此進行了詳細的闡發。一方麵，雪萊在詩歌中“生動地再現了柏拉圖的時間、永恒和永存的概念”；另一方麵，雪萊又將柏拉圖主義浪漫化，因而與正統的柏拉圖主義相比，雪萊更喜歡運動、變化和激發美感的特質的波動。
同樣道理，“華茲華斯對柏拉圖回憶說所作的重新解釋（非常生動地表現在他的《永生了的悟性》裏）實際上是對那個古老學說的顛倒。”斯托爾克奈特注意到了哲學與文學的雙向影響，並且強調文學在接受哲學影響時的特定語境等複雜性，觀點雖不一定很深刻，但卻是平實穩妥的。不過，認為文學可以遊離於哲學思想之外，還是值得商榷的。當然，就某一句詩，甚至某一首詩來看，確實可以遊離於哲學思想之外，但是詩人不可能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之中，因而詳加分析還是可以發現其思想的軌跡的。
韋勒克（R.Wellek）在與沃倫（A.Warren）合著的《文學理論》的第十章中，在“文學與思想”的名下，重點討論了文學與哲學的關係。
他認為：“文學可以看做思想史的一種紀錄，因為文學史與人類的理智史是平行的，並反映了理智史。不論是清晰的陳述，還是間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個詩人忠於某種哲學，或者表明他對某種著名的哲學有直接的知識，至少說明他了解該哲學的一般觀點。”他以英國文學為例，認為文學的發展是反映了哲學史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詩歌中充溢著文藝複興的柏拉圖主義：斯賓塞（E.Spencer）寫了四首讚美詩，描寫從物質升華為天上的美這種新柏拉圖式的哲學精神，在《仙後》中解決‘自然’與‘無常’的爭執時，他顯然站在永恒的、不變的秩序方麵。在馬婁的作品中，我們聽到了與他同時代的意大利人的無神論與懷疑論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