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共通的人性與相似的文化審美心理，是這種沒有事實聯係的主題學研究的基礎。在不同的文化中生存的人，無論其觀念是怎樣的不同，但是都麵臨著一些相似的文化語境：人與時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個人的生物本能與文明的關係這種相似的文化語境，可以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共通的主題，而對這些共通的文學主題的研究是最富有哲學意味的了。當然，在這些相似的關係中，可能導致非常不同的文化路向，顯示出非常不同的審美心理，而這也正是不同文化的差異所在。因而主題學研究雖然首先著眼的是不同文化中文本主題的類同性，但是在進一步的研究中，也應該揭示出對同一主題表現方式的差異性。
就人與時間的關係而論，無論在那一種文化中，這都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常新的文學主題。人們都知道，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就曾苦苦思索時間問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大著就叫《存在與時間》。因為人的存在是時間性的存在，是在時間之內的存在，但是人的文化本性又想超越時間性而達到永恒。在西方哲學中，跨越現象的感性世界進入本體的理念世界，是從柏拉圖就開始的一種哲學傳統；在印度佛學中，這種對時間的超越就是拋棄現世世界而進入空無寂靜的彼岸世界；在儒家哲學中，這種對時間的超越就是倫理整體的無限延續使得短暫的個體感性生命在納入整體之後得以永恒；在道家哲學中，則是使個體在與具有時間永恒性的天地萬物的混一中得以超越。所以，哲學與文學乃至一切人類的精神文化幾乎都是起源於對死亡的超越，而要超越死亡，就要使感性流變的生命擺脫時間的限製。叔本華說：“死亡是給予哲學靈感的守護神和它的美神，蘇格拉底所以說哲學的定義是‘死亡的準備’，即是為此。誠然，如果沒有死亡的問題，恐怕哲學也就不成其為哲學了。”羅素說：“追求一種永恒的東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學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詩人曾經悲歎著，時間有力量消滅他們所愛的一切對象。
時間枯萎了青春的嬌妍，時間摧殘了美人的眉黛……
在這裏，羅素顯然是把哲學與文學對死亡的超越合而為一了，所以羅素又說，詩人以為他們自己的詩歌是永遠不可毀滅的：時間的手掌盡管殘酷，然而我期待……
我的詩篇將傳之永久，萬人爭誦。
在中國文學中，許多詩人、文人也希望借作品使自己得以不朽。
中國人所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其中“立言”一項就主要是以文學的流傳而使自己不朽。惟其如此，屈原在投水自殺之前要給世界留下《離騷》這一悲壯的不朽詩篇，李白甚至說“自古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所以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將文章看成是“不朽之盛事”。一直到魯迅，都有借文學的傳世而使自己不朽的企圖。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認為：當武力的炮火煙消雲散的時候，但丁的偉美之聲依然傳世。
就自然與文明之關係的文學主題而言，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處於一種緊張的張力狀態。文學本身無疑是文明的產物，然而奇怪的是，這種文明的載體似乎比其他文化形式更與自然親近。
譬如，當中世紀的宗教文學一統文壇的時候，人們對這種文學評價並不高，而中世紀之後的文學，幾乎就開始放縱人的自然欲求，或者描述人的自然欲求與宗教文明的壓抑之間的矛盾。而到了文明極為過盛，工具理性已經壓抑人的自然欲求的時候，文學率先開辟了反文明而回歸自然的文化道路。盧梭做為開辟這一文化路向的鼻祖，既是哲學的，又是文學的。而在其後的文化發展中，文學的貢獻是要超過哲學的，甚至這一流派的哲學著作，如尼采等人的著作，也具有了詩化的特征。
中國的偏於儒家一派的文學，也是文明教化的歌者，無論是頌祝主人，享受天倫之樂，還是悲慨世事，感時憂國，吊古傷懷，但是道家一派的文學卻具有反文明回歸自然的色彩，因而與純然的審美就更接近。從孔子的原始儒學發展到宋代的理學，顯然有文明過盛壓抑人欲的意味，所謂“存天理，滅人欲”，於是從明代王學左派發展而來的李卓吾的類似自然人性論的童心說，又是對於文明過盛的一種反撥。
當然，相似的文學主題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差異的。同樣是追求不朽，在西方文學中，主要是宗教的；而在中國文學中，則主要是倫理的和審美的。同是文明與自然的關係，和西方文學相比，中國文學更與大自然親近，更具有審美的品格。因此，即使是追求文明的儒家，也具有和自然的親和關係；而道家文學的返歸自然，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返歸自然也存在著深刻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中就表現得更為鮮明。雖然基督教要求“愛鄰人”，也讓人搞好與他人的關係，而孔子也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但是，西方人尊崇個性的文化與中國人注重倫理整體的教化，使得兩種文化迥然相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