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理學在佛學的影響下已經有點越出感性世界的形而上的意味，但是“理在氣中”，就又回到了中國物質的感性家園。中國有一句“魂飛魄散”的成語，意指驚嚇之時的非常態，並且表明離開了肉體的魂魄也毫無意義，而從傳統中國人死後要極力保存屍體來看，也是不相信有什麼不朽的靈魂的。所以在西方，那種不與肉體掛鉤的純精神戀愛被稱為“柏拉圖式的戀愛”，而在中國的小說中，一寫戀愛往往就是“雲雨一番”。《紅樓夢》做為中國文人化了的高雅文學，也並沒有描繪林黛玉與賈寶玉的靈魂相愛，而是將他們的相愛與具體的情境相聯係。有一次，寶玉看見寶釵身上的白胳臂又發了呆，說是如果長在黛玉身上也有福氣摸一摸。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是不相信有什麼超越於肉體的靈魂的。
在這種哲學背景下產生的中國詩學，有一個特點是西方詩學所沒有的中國國粹，就是以口為中心的“味覺詩學”。西方人認為在人的眼、耳、鼻、舌、身的五種感覺中，身有觸覺，鼻和口舌有味覺，但都是低級感官，隻有聽覺的耳朵和視覺的眼睛，才是精神性的可以欣賞藝術的高級感官。耳朵可以欣賞音樂、歌曲、朗誦詩，眼睛可以欣賞詩歌、小說、繪畫、雕塑、建築，戲劇、影視則要靠眼睛與耳朵的配合。
但是中國人對感性的世俗生活的執著，使得口舌具有其他任何器官所沒有的地位。老子就有這樣的道德箴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換句話說，聖人並不為美的色彩與音樂所動，而隻求吃飽肚子就可以了。於是，口就具有特別尊貴的地位。口可以成為人的代名詞，譬如“人口”、“養家活口”，都不是僅指口舌而是指人的整體，這就使得西方所謂高級器官的眼睛與耳朵都望口莫及。說這家有多少口，無人不懂，而說這家有多少雙眼睛，多少隻耳朵，則會把人說得一頭霧水。於是，整個中國文化都具有“泛口主義”色彩。中國人將工作叫做“飯碗”，換工作則叫“跳槽”。
受歡迎說是“吃香”，不受歡迎則說“吃不開”。同意會說“合胃口”，拒絕則說“不吃這一套”。在“熟人”麵前“可以開口”，在生人麵前則“不好開口”。外貿可以說成“進口”、“出口”，打官司則可以說成“吃官司”。這種“泛口主義”必然對中國的詩學發生重要的影響，使得中國人對於高雅的精神產品，照“吃”不誤。如果對文本或者作家有深刻的理解，就叫做“吃透了”，不太理解則說“還沒吃透”。一個欣賞者麵對太高雅而一般人讀不懂的文本，會謙虛地說“太難啃”，“啃不動”。
品字由三個口組成，表示對文學文本的欣賞應該慢慢在口裏咀嚼，才會品出味道來。中國詩學注重作品的“詩味”、“韻味”、“滋味”，所顯示的就是欣賞者在不斷地咀嚼之後品出味來的意思。因此，所謂好作品，就是要耐嚼，能夠使人“回味無窮”。而所謂《詩品》，就是對不同詩人的作品品味之後，定下“上品、中品、下品”之類的等級，做為評價的標準。有趣的是，鍾嶸正是在《詩品》中，首先提出中國詩學的“滋味說”的，以“味之者無極”為“詩之至也”，而否定“淡乎寡味”的作品。而更為高雅的“韻味說”的提出，正是作《二十四詩品》的司空圖。
此後，“滋味說”與“韻味說”及其品評方法，成為中國詩學一個重要的傳統。
科學與藝術是人類文化的兩種重要的表現形式，而其在中西文化中所占的比重是極為不同的。如果說西方的哲學是愛智慧，偏於神學與科學的文化形式，那麼，中國的哲學則是聞道，偏於倫理的與審美的文化形式。中國文化具有一種泛審美主義和泛藝術主義的色彩。所謂泛審美主義與泛藝術主義，就是中國文化的一切產品都具有審美與藝術的色彩。孔子哲學與老莊哲學的詩化特征，我們後麵還將詳細討論，其實，整個中國哲學幾乎都具有這種詩化色彩，從而與從亞裏士多德、康德到現代科學哲學的傳統大相徑庭。林語堂說：“一個中國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個抽象體，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個可變通的量，應該具體地運用到某一個人身上”，所以“中國的法律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
海外有從文化的角度研究中醫的學者，認為中醫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甚至連中國文化的家園——漢字，也具有極大的藝術色彩：不僅漢字的起源是圖畫，而且書法是中國一種特有的藝術門類。而西方哲學的傳統是“愛智”，而且早在希臘就將科學的“愛智”與生命的終極超越聯係在了一起。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描繪早期希臘哲學的時候，就引用了伯奈特的一段話：“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異鄉人，身體就是靈魂的墳墓，然而我們決不可以自殺以求逃避；因為我們是上帝的所有物一切中最偉大的淨化便是無所為而為的科學，惟有獻身於這種事業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學家，才能使自己擺脫‘生之巨輪’。”這和柏拉圖認為愛智慧的哲學家能和本體的理念世界打交道從而使自己不朽，其實是一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