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產生的時間與西方大致相當，但是二者對哲學思想的承載卻是極為不同的。雖然中國的話本小說起源於宋代“勾欄”“瓦肆”之間，是市民用以“愉心”的，本沒有表現這家那家哲學的義務，但是後來從這個土壤上產生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名著，卻都表現了這樣那樣的哲學思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小說更多表現了儒家思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主要表現的是佛學思想，而《水滸傳》表現的思想最複雜，可以說是三教合一外加墨家失傳後留下來的俠風。《水滸傳》中有仗劍做法的道士公孫勝，有中國化了的和尚魯智深，而主人公宋江後半部分似乎是儒家信徒，前半部分則像是墨家流失後的俠士。當然，即使是同一家哲學的思想，在小說中的表現也極為不同。同是表現儒家的思想，《三國演義》是直接表現法，小說鞭撻了不忠不孝、無信無義的曹操，而將讚頌的筆墨主要集中在正統的蜀漢倫理國家上，以劉備的仁德、關羽的忠義、諸葛亮的智慧來弘揚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而《儒林外史》則辛辣地諷刺了那些假道學，那些一心求仕的儒生，而肯定那些恬淡自然的真儒。同是表現佛學的精神，《西遊記》是用神話的筆法，寫玉皇大帝與太上老君（儒家皇權秩序與道教法術的象征）治不了的神猴，卻蹦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以此顯示佛法無邊，所以後來猴王才能轉成悟空保護師父不遠萬裏去取佛經。相比之下，《金瓶梅》
與《紅樓夢》則更重佛學的心法。西門慶為欲所困，賈寶玉為情所困，皆為迷障，隻有去除情欲遁入空門，方能超越現世的苦難。不過，如果說《紅樓夢》從開頭到結尾，佛學構成了其整個故事的敘述框架的話，即將一個人哪怕是投入人世的溫柔富貴之鄉，也仍然是苦海無邊而不得不尋求佛學的超越；那麼，佛學對於肉欲橫流的《金瓶梅》則僅僅是結尾處的一種點綴。其實，不獨《金瓶梅》如此，中國小說基本上是重視故事的敘述，而不重視哲學思想的表現。而且對於作者表現的思想，一般讀者也不會當真。譬如讀《蕩寇誌》的時候，你以為它宣揚的是儒家的思想，但結尾急轉直下，又變成了沒有是非的道家思想。
比較而言，西方小說比中國小說承擔了更多的哲學思想。當我們開始讀西方小說的時候，感受與中國小說最不相同的就是大段大段的客觀的景物描寫與環境描寫，還有就是將作者的思想化為人物的思想與小說中不同觀點的人物進行討論，甚至作者將自己矛盾的哲思分給兩個人物乃至多個人物，讓他們在小說中辯論。從某種意義上說，啟蒙主義小說就是文學與哲學的最初結合，也就是說啟蒙哲學家的哲學思想有時不是靠哲學著作，而是靠小說來表現的，所以，讀了《老實人》就更能理解伏爾泰的哲學思想，讀了《拉摩的侄兒》也更易於理解狄德羅的哲學思想，盧梭的情感哲學在他的小說《愛彌爾》、《新愛羅伊絲》與自傳體小說《懺悔錄》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現，而且這些小說對整個浪漫主義文學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巴爾紮克的小說在西方小說中是不大注意表現哲學思想的一種，而更善於描繪社會風俗和金錢關係，但他筆下的一些人物如伏脫冷等幾乎就是哲學家，特別是他的《驢皮記》，簡直可以說是一部哲學小說。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虛無主義的一些哲學思想，在屠格涅夫的《前夜》、《貴族之家》、《羅亭》、《父與子》等小說中就有所表現。托爾斯泰（L.N.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複活》中的聶赫留朵夫所表現的思想，就是托爾斯泰本人思考的問題，後來狄爾泰（W.Dilthey）直接就將托爾斯泰說成是哲學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和中國的傳統小說相比是最為另類的，也可以說在中國的傳統小說中找不到與之可以進行比較的小說類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整篇可以沒有人物的形象，很少一點故事情節，而是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以及人物之間的學說討論。而且基督教神學關於人的神性與惡魔性的二元對立，康德哲學的內在矛盾，尼采哲學對上帝死後西方人即將麵對的冷酷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現，因而這些哲學思想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意識到了的。中國人會感到奇怪，因價值崩潰而感到生之厭煩，在中國人是可以什麼也不做的，即使作文也便消遣消遣罷了；但在喬伊斯（J.Joyce）的那部被正統人士看作是汙蔑人類的《尤利西斯》中，卻是多重主題變奏，甚至成了一般人根本讀不懂的天書。在西方傳統文化那裏，小說易讀而哲學難讀；而在現代，小說變得與哲學一樣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