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一把鑰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比所有同時代的俄羅斯哲學家更深刻地表現了西方的人生哲學及其世界觀的分裂。相比之下，中國的《金瓶梅》幾乎是一家暴發戶社會關係與情欲發泄的瑣屑記錄，而同是描寫性關係的《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則以象征的技巧集中表現了勞倫斯的“反異化哲學”小說以查太萊象征現代的工具理性與工業文明，以梅樂士象征感性生命、審美直覺和生機勃勃的自然，康妮離棄丈夫查太萊而投入情人梅樂士的懷抱，象征著現代人應該厭棄工具理性與工業文明而走向充滿生命活力和審美直覺的自然。另一方麵，從柏拉圖到柏格森（H.Bergson），西方有文采的哲學家並不少，但這不是西方哲學的特色，與中國哲學相比，西方哲學的特色就在於從亞裏士多德開始的抽象分析傳統，文字以遠離生命與直覺語言的邏輯分析見長。而中國的哲學文本從不缺乏文采。《論語》雖然是孔子教學的實錄，卻一點也不缺乏詩性。孔子很少抽象的說理，而是以各種比喻和象征而啟示學生的思維。《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似乎他的著述有點故意遠離藝術，但是由此也使得《老子》五千言文辭簡約，顯得朦朧、模糊、含蓄，並且還用韻，如果分行排列起來，簡直就像詩：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
為天下穀，常德乃足，複歸於樸。
孟子好辯，一改《論語》、《老子》文辭簡約的文風，已經顯示了帶有邏輯色彩的論證，但是《孟子》在論辯中並不客觀，顯得“氣盛”而曲盡其情，而且還經常以生動的比喻和寓言輔以論辯，使得《孟子》文采飛揚。當人們讀到從《孟子》中節選出來的“揠苗助長”與“齊人有一妻一妾”等篇章的時候，沒有人會懷疑《孟子》進入文學史的合理性。
比《孟子》更喜歡用比喻和寓言闡發道理的是《韓非子》，“守株待兔”、“涸澤之蛇”、“三虱食彘”等寓言就出自《韓非子》。《荀子》之文雖然少用比喻，但卻喜歡用對偶、排比等修辭技巧潤色文章，而且行文中也不缺乏感性的形象語言。這種文學性很強的諸子散文對於後來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散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類是身為文學家但偶作哲學著作，或主要是哲學家但偶作文學作品。文學家寫作哲學著作，往往也具有文學色彩，而哲學家創作文學作品，也會帶有較強的哲思。德國的席勒（J.C.F.Schiller）主要以《強盜》、《陰謀與愛情》等戲劇和詩歌名世，但他的《審美教育書簡》等著作卻是很有深度的哲學著作；中國的魯迅是以其小說和雜文名世的，但他的《文化偏至論》則是一篇哲學論文。他們對於哲學的愛好，使他們的文學作品也富有深度。當然，席勒處理得並不好，他為了表達哲思經常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時代觀念的傳聲筒；而魯迅後來在創作中處理得當，使得《野草》等作品既有深刻的哲思，又沒有損害藝術的感性。在現代法國，加繆主要是以作家名世的，但他的哲學著作《西緒福斯神話》對現代思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過在文化史上，文學家寫作哲學著作的並不多，而且也未必見得成功。但丁寫出《君主製論》等哲學著作，但是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評價說：但丁“做為一位詩人雖是一個革新家，但做為一個思想家不僅沒有影響，而且還陳腐得不可救藥。”相比之下，創作文學作品的哲學家不僅人數多，而且成就也較大。尤其是在中國，秦漢以後的哲學家幾乎很少有人沒有文學創作的，即使強調“理”的理學家，也作有不少詩文。朱熹的名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已經成為中國人可以背誦的名詩，而其《春日》中的“等閑識得東風麵，萬紫千紅總是春”也已成為人人稱道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