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反省了比較文學的學科建構以及主題學、比較詩學與哲學的關係，並從一般意義上考察了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接著要深究的問題是，文學與哲學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其關係是怎樣的？西方文化目前仍是世界上的一種強勢文化，並且正在衝擊著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那麼，對文學與哲學在中西文化中的表現形式的探究與比較，不僅有利於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發展，而且將有助於深化這一研究課題在國際比較文學的學科建構中的理論意義。
（第一節）文學與哲學在西方文化中的變遷
在古代希臘，盡管《荷馬史詩》與希臘悲劇的重要性並不在哲學之下，但是，柏拉圖做為較早闡發文學與哲學關係的哲學家，卻極力推崇哲學而貶低文學。當然，柏拉圖也認為詩人在迷狂狀態中，能夠回憶起本體世界的從理念流溢出來的美；並且對於從心靈流溢出來的具有理念和真理價值的文學加以推崇，在《會飲篇》中將“愛美者，詩神”與“愛智慧者”、“愛神的頂禮者”做為第一等人加以肯定和讚美。在《理想國》中，他對於頌神寫好人的文學也加以肯定，並強調對於兒童要進行“音樂文藝教育”。
不過，柏拉圖推崇的“愛美者，詩神”是對無限絕對的永恒理念的凝神觀照，是一種不帶感性形象的美，事實上並不是對做為模仿的文學有什麼好感。相反，柏拉圖對於感性的模仿藝術，尤其是對於史詩則大開殺戒，必欲驅逐出“理想國”而後快：假定有人靠它一點聰明，能夠模仿一切，扮什麼，像什麼，光臨我們的城邦，朗誦詩篇，大顯身手，以為我們會向它拜倒致敬，稱他是神聖的，了不起的，大受歡迎的人物了。與他願望相反，我們會對他說，我們不能讓這種人到我們城邦裏來；法律不準許這樣，這裏沒有他的地位。我們將在他頭上塗以香油，飾以羊毛冠帶，送他到別的城邦去。
這樣，做為希臘文學集大成者的史詩和悲劇，就都遭到了柏拉圖的否定。柏拉圖將理想國的公民分成了三等：最高的是哲學家，對應於人的理念；次一等的是戰士，對應於人的意誌；最下等的是農工商等工匠和藝人，相當於人的情欲。情欲和意誌隻有聽命於理性與智慧的統治，才能達到正義。柏拉圖還進一步論證說，理念是世界的本體，現象世界是對理念的模仿，文學又是對現象世界的模仿，因而與追求智慧而與理念相通的哲學相比，文學是應該被放逐的“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實的理念世界隔著三層。
哲學家對理念的熱愛，與真理相通，能夠使人從有限相對的感性中擺脫出來，而達到無限絕對的永恒和不朽；但是模仿詩人為了討好觀眾根本就無意於理念，隻去重視容易動情的東西。不過，柏拉圖的矛盾在於，在文學與哲學之間，他否定文學而推崇哲學；但是他本人的詩人氣質又使他不甘心放棄文學，而想使文學向哲學靠攏。他否定了感性的文學，而肯定直接從理念的心靈中流溢出來的文學；然而這種文學由於不帶感性，所以又等於抹煞了文學。
如果說柏拉圖以文學遠離理念而否定了文學，那麼，亞裏士多德則在文學中看到了理性與真理而肯定了文學。換句話說，亞裏士多德是在文學中看到了哲學，或者說接近於哲學的真理。他說：“詩人的職責不在於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所以，詩是一種比曆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於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曆史卻傾向於記載具體事件。”這就是說，文學—史詩和悲劇在哲學之下，卻在曆史之上。本來，在柏拉圖的哲學中，文學是低於曆史的，是對感性的曆史的一種模仿；但亞裏士多德卻認為，詩的敘述以其對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追求，與純然描述曾存在過的個別事例和充滿偶然性的曆史相左，而與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理性與形式的哲學相近。當然，盡管亞裏士多德對史詩和悲劇的肯定與柏拉圖的否定不同，但是，亞裏士多德以詩接近哲學來為詩爭地位，仍然沿用了柏拉圖的理性主義邏輯。因此，在詩學與形而上學之間，後者仍是高於前者，因為詩學做為創造的科學知識，要指導給感性事物賦予形式的創造，不如形而上學擺脫了任何外在目的，為知識而知識，為真理而真理。
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關於文學與哲學的論述，基本上成了羅馬和中世紀的一種範式，隻不過有時偏於柏拉圖一方——普羅提諾（Plotinus）、奧古斯丁（Augustine），有時偏於亞裏士多德一方——賀拉斯（Horace）、托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值得注意的是，偏於柏拉圖一方的，往往是偏向於柏拉圖的哲學，而不一定像柏拉圖那樣否定文學；相反，普羅提諾就在繼承柏拉圖哲學的同時，又肯定了文學。他認為，美是從本體世界的“太一”流溢出來的，它分享了來自神的理性和本體世界的真理之光。因此，文學不僅僅是對物質的感性世界的模仿，而且也是對理念的本體世界的模仿。在中世紀，哲學成了為宗教服務的神學，文學亦成為頌神的讚歌，文學與哲學都成了為宗教服務的奴婢。至於不願流溢神恩與理性的啟示之光的世俗文學，也就被斥之以不能顯示真理並且傷風敗俗的罪狀而受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