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是相通的，儒家文人在入世不能時有走向審美的趨向，而道家的至境雖然是一種審美的境界，但是措意於在現世中避害全生的也不少。特別是老子哲學，它可以成為在儒家建構的大家庭中個人取巧牟利的哲學，也可以與法家合流而成為治世的道法家。當然，儒道的相通尤其表現在使整個中國文化具有審美品格上麵。可以說，莊學那種不尚邏輯分析的直覺與體悟的思維特征，基本上也是儒家乃至整個中國文人思維的特征，隻不過不如道家極端而已。孔子的《論語》就不尚理論論證與邏輯分析，對問題是點到為止，而要靠學生自己去領悟。西方學者如果論證人高於動物的人道主義，可能會長篇大論，可是《論語·鄉黨》中隻有幾句話：孔子的馬棚失火，“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西方人對於“時間”問題的論證，花費了大量的筆墨，而孔子卻隻有一句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外，像“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等等，都可以當作詩句來讀。
不可否認，在中國哲學與西方現代人本哲學對審美的推崇之中，也存在著深刻的差異。應該說，執著於審美人生的道家莊學追求的是一種消極的審美生活，從而區別於尼采等西哲的積極的審美人生觀。如果說莊學是由厭世而逃世，在出世的寧靜生活中消解了痛苦煩惱的情感，在無己無我中達到與天地萬物的合一；那麼，尼采則反對否定人生的態度，他自比太陽而給人世以光熱，並認為基督教的靈魂超越是蔑視肉體與大地的，所以他的與大地本體意誌的合一，就是一種昂揚而旺盛的生命強力的表現。因此，同是返歸原始，莊子讓人無知無情去欲，在原始的混沌中退化至無機狀態；而尼采的返歸原始是以反對退化為前提的，他以為沒有什麼比退化更醜的了，從而推崇生命進化的超人，高揚主體的意誌力，強調個體的戰鬥精神。同是執著於感性，莊子反對一切分化、對立和動蕩，推崇的是一種和諧混沌與寂靜無聲的美；而尼采則強調酒神與日神的二元對立，認為隻有在不斷破壞不斷創造的世界成毀中，才能獲得審美的極大愉悅。因此，尼采非常反感康德的非功利的審美觀，認為審美並非靜觀，而是生命的一種激情狀態。尼采崇尚悲劇，讚美冒險，讓人將住宅建立“在威蘇維火山的山坡上，把船駛向未經探測的海洋中”。中國古代哲學與現代西方人本哲學這種巨大的差異，也導致了中國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不同的審美品格。中國傳統文學的審美品格是和諧的、安寧的、平和的、靜觀的，而西方現代文學的審美品格則是動蕩的、對立衝突的、慘厲的。
由於哲學的審美化，使中國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極為密切。先秦思想的多元化，使哲學與文學的關係也顯得較為複雜。《詩》三百對儒家哲學有重要的影響，在經過孔子的整理成為儒家的經典之後，又對後世的文學與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離騷》明顯受到了儒家哲學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與楚文化充滿怪力亂神的“詭異之辭”相結合，使之與《詩經》相異而顯示了獨特的文學個性，也與儒家文學的執著現世的理性精神不同。《離騷》的無拘無束的想像力與超越現世的文化品格與道家莊學是相似的，然而，屈原的文化個性不僅與道家哲學推崇的避害全生不同，甚至與儒家哲學倡導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以及“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不同，而具有一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的殉道精神。到了漢代，楚文化與中原文化進行了更為密切的水乳交融，漢賦是二者並不成功的文化融會。事實上，先秦以後，中國文學基本上接受的是儒道哲學的影響，魯迅將唐詩分為廊廟與山林兩種，就是儒道哲學對中國文學交叉影響的結果。杜甫雖然也有崇道思想，但他顯然更受儒家哲學的影響；李白則深受道家與道教的影響，他的迷於仙道使其與執著於現世人生的儒家文學顯出了不同的文化品格。而更多的詩人往往是儒道兼而有之，入世從儒，出世從道，蘇軾就是儒道影響難分難解的詩人。宋詞與唐詩的風格不同，更顯得內向而陰柔，又與佛道進入儒學機體之內並使之變異為理學密切相關。李卓吾與“公安派”、“竟陵派”彙成的浪漫文學，除了佛學的影響，顯然又與王陽明的心學向左的發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