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逐漸揭開加在魯迅臉上層層麵具的時候，越來越意識到曾經存在著兩個魯迅：一個飽含著熱情和愛意，給予青年們的是希望和未來的呐喊，預言著“將來是永遠要有的，而且總要光明起來；隻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另一個卻飽受著虛無和黑暗的磨礪，孤獨而又彷徨，無法看到一線光明的生機，他要用“希望的盾”去抵抗那空虛中暗夜的襲來，然而“盾後麵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原來“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在後一個魯迅內心的黑暗與絕望凝結成的文字中，有著他對生命存在形而上的思考，其中有一些已經與西方存在主義的思想觀念十分接近。魯迅整個文學創作活動都在西方存在主義從濫觴到高峰的發展階段中，他受到存在主義鼻祖尼采、克爾凱戈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在評論界已成定論。但是，在這些研究論著中存在著以下兩個方麵的問題。
其一，把存在主義做為一個理論整體，並以此為基礎對魯迅的現代性加以界定。解誌熙的《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
就是如此。然而應該注意的是，存在主義在西方從來就不是一個理論統一而連貫的流派，被列入的許多思想者，從克爾凱戈爾、尼采到海德格爾、薩特、加繆，他們的觀點在很多方麵不僅相異而且對立。
例如，薩特的存在主義是對海氏早期“此在論”的特殊發揮，而海德格爾卻認為薩特根本就不理解他對“存在”的思考；加繆則更為複雜，他本人從未承認過自己屬於存在主義陣營，在他的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中還對克爾凱戈爾等存在主義者進行了批判。當然，他們對存在與世界的思考肯定有其本質的共同點，但是如果忽略他們思想之間的種種差異，把魯迅和存在主義的整體進行比較的話，得出的結論往往會失於空泛。而且，很多論者都著重揭示魯迅內心世界的荒誕、黑暗、絕望、虛無的一麵，卻忽略了他精神的真正實質。魯迅在現代史上之所以偉大，不僅僅在於他對人及世界與西方現代哲學家有相似的感受與體味，更在於麵對生存的困境，他卻采取了一種正視與反抗的態度。而這正是魯迅與法國作家加繆生命哲學的契合之處。他們從各自哲學的起點——絕望與荒誕出發，都主張正視生存困境，並訴諸於反抗的行動去賦予無意義的世界以意義，其生命哲學都具有強烈的悲劇精神。而且魯迅與加繆幾乎都是以文學文本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考的，因而對二者的比較能夠更深地切入文學與哲學的關係。
其二，這些研究論著在剖析魯迅現代性的同時，卻忽視了魯迅思想哲學的複雜性和中國文化的背景，把魯迅描繪成尼采、克爾凱戈爾、海德格爾的標準信徒。王乾坤在他的《魯迅的生命哲學》中甚至直接用克爾凱戈爾、海德格爾的某些理論來解讀魯迅，這種做法不免失於武斷。因為魯迅與存在主義之間有同，但更多的卻是異。因而我們在分析魯迅與加繆生命哲學的相通之處的同時，也力圖找出二者之間的分歧及其原因。魯迅是傳統的反叛者，但在更深的層次上，他又是傳統的承擔者。同樣，離開西方文化特別是古希臘文化，加繆的哲學也無從解釋。
一、絕望與荒誕
魯迅曾經是充滿希望地試圖以文藝驚醒國民，然而《新生》夭折、《域外小說集》如石沉大海，他意識到自己並不是振臂一呼、應者四起的英雄。而且他還發現啟蒙者的呐喊非但沒有喚醒沉睡麻木狀態中的民眾，反而為無邊的看客所吞滅，這導致他對啟蒙本身也產生了懷疑，並由此開始對啟蒙者的存在價值進行質問；進化論的信仰曾使他對中國曆史的前途抱有樂觀的希望，以為小的肯定要勝過老的，將來也一定要勝過現在，然而現實卻告訴他連青年也可以成為黑暗的幫凶與奴仆，這令他感到從未體驗過的恐怖。再加上來自同一陣營的冷槍暗箭以及個人生活的悲劇等等，都使他有一種徹底的虛無感，對什麼都不信任，對什麼都持懷疑態度，而從尼采到安特烈夫的現代意識和佛學的影響更使他的這種人生感受上升為形而上的哲學意識。
1935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魯迅寫到：“那《神曲》的《煉獄》
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岩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到天國去。”很顯然，這是用《神曲》裏描繪的類似西緒福斯神話的荒誕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體味和感受。無獨有偶，八年後加繆也用西緒福斯神話來象征人生的荒誕與虛無。在希臘神話裏，西緒福斯觸怒了天神，被罰在地獄裏推巨石，但當他快要把巨石推到山頂上的時候，巨石就立刻滾下來，於是他隻得再推，如此循環不已。這個神話象征著人的根本無法擺脫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