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擺著的是病人，應該想方設法治愈他們的病，減輕他們的痛苦，堅持不懈地與邪惡的鼠疫作戰，雖然勝利的希望幾乎是沒有。正是在西緒福斯一次又一次的推石上山的過程中，他知道自己是命運的主人，自己無休止地重複進行的動作本身就是對諸神的蔑視，就是對荒誕的反抗。他走下山的腳步“沉重而均勻”，“他知道自己的悲慘狀況有多麼深廣”，他對此無能為力卻又在反抗，“造成他痛苦的洞察力同時也完成了他的勝利”，“登上山峰的鬥爭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
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在魯迅那裏，反抗也是一種隻重過程而不重結果的行動。他是絕望的，自然沒有對未來美好的幻想，但他又選擇了反抗，那麼就隻能聽從前麵的聲音的催促，繼續以“走”的行動做為反抗的載體。
“走”和“路”的意象在魯迅的作品中出現多次：“我想，希望是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呂緯甫）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在酒樓上》）“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的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傷逝》）很明顯，在這裏“走”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動詞，而是與魯迅的整個生命現象聯結在一起。這每一篇以第一人稱講述的故事，都似乎是作者的一次心靈探索旅程，結果都是讓人絕望的：故鄉那蔚藍的天空曾經是他麵對醜陋的現實時的精神家園，現在卻蕭索、破敗；曾經給他留下美好回憶的兒時玩伴閏土已經與他之間有了厚障壁一樣的隔膜；曾經那麼激烈的反對傳統、敢拔神像胡子的呂緯甫已經墮落成模模糊糊教“子曰詩雲”的無所謂主義者；追求個人自由戀愛的結果卻是子君心碎的死去，隻留下在悔恨中度日的涓生。但反複出現在每篇結尾的“走”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動作，這其中還包含著對自己絕望的反抗和絕望後新的探索行動，並試圖重新燃起絕望後的希望的渺茫之光。每一次的心靈旅程總是將絕望推至極點、頂點，然而這並非魯迅的目的，他所要的是絕望到達頂點之後激發出來的反抗。
《過客》中的“客”或許可以看作是魯迅的自喻。這個黑須，亂發，眼光陰沉，困頓倔強的主人公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也不知道自己要向哪裏去，從還能記得的時候，就一直在“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麵”。在與老翁和小女孩的對話中，過客麵臨著是否繼續向前走的矛盾選擇。小女孩說，前麵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老翁卻說：“前麵，是墳”，勸他回轉去。過客卻拒絕停下，惟一的選擇隻能是向前走。雖然他明知走向的是墳，墳後不知還有什麼，但隻得走；雖然走向的仍是夜色，但也決不能回到身後的黑暗中去。他雖在絕望中，卻不願與過去的生活苟合與妥協，繼續前行去追問生命的意義，去尋找墳後的東西，盡管墳後也可能是無意義的荒誕。而且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他拒絕他人心底的眼淚與悲哀，拒絕他人施舍的同情與憐憫，而是將自己的命運完全承擔下來，孤獨地奮然前行。這正是加繆與魯迅的生命選擇。在這裏，“走”與反抗，成為惟一可以賦予這個無意義的世界以意義的行動。而且“走”並非是毫無希望的，在“走”的過程中，就可以開辟出人生的路來，因為“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仔細閱讀加繆與魯迅的傳記，我們會發現他們的人生正是以自己的反抗思想為指導，並以反抗貫穿始終的，他們的一生正是其反抗哲學的形象顯現。加繆不到周歲時父親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母親也因傷心和震驚幾乎完全失去了聽力，不得不寄居在阿爾及爾貧民區貝爾古的外祖母家中。童年時的加繆就感受到人生活的艱難和可怕的處境，但他並沒有沉淪，而是如饑似渴地學習，並最終獲得中學獎學金，走出了貝爾古。魯迅從小就經曆了家道中衰，他在S城人的冷眼與嘲弄中選擇了為當時人所不齒的洋學堂去讀書，自願與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為伍，以示對世人的反抗。加繆十七歲時就染上肺結核，死亡威脅著他的一生，魯迅在中年和晚年也遭受著肺病的折磨，這種經曆一方麵使他們認識到人的命運的荒誕，另一方麵卻也使他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死亡激起他們更強烈的生活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