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裏厄醫生的觀點代表了第三種對待荒誕的態度，也就是加繆認為正確的態度——反抗。裏厄認為應該與鼠疫作切實的鬥爭。他說，假如天主是萬能的，他將不再去看病，讓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會相信這樣的一種天主，是的，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就是自以為有這種信仰的帕納盧神甫也不會相信，因為沒有一個人肯死心塌地地委身於天主。帕納盧神甫在目睹了一個無辜的小男孩臨死前的痛苦掙紮以後，信仰發生動搖，但他無法完全否定自己的上帝，認為“或許我們應該去愛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裏厄卻說：“（我）對愛有另一種觀念。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們慘遭折磨的上帝的創造物。”麵對人類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加繆做出了兩種關於上帝的假設，那就是上帝要麼是全能而作惡，要麼是慈悲而無能。如果前者成立，上帝就成為人類追求幸福的敵人，不可能依靠他去戰勝別種的惡；如果後者成立，那麼也沒有必要去依靠他，因為他沒有能力幫助人類擺脫苦難的現實。加繆也許是傾向於後一種假設的。在他的青年時代，有一次看到一個穆斯林的孩子因車禍而昏迷不醒，聚集起來的人群正在哭訴和祈禱。離開人群後，加繆麵對著藍色的大海，朝天豎起一個手指，對身邊的朋友馬克思·波爾·富歇說：“你瞧，他沒有做聲。”不管上帝是全能而作惡或者是慈悲而無能，加繆對他的態度都是譴責的。而在魯迅的《兔和貓》中，白兔無聲無息地被黑貓吃掉，鴿子無聲無息地膏於鷹吻，蒼蠅無聲無息地為蠅虎咬死，魯迅也歎到：“假如造物主也可以責備，那麼，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認為“造物太胡鬧，我不得不反抗他了”。這種對造物主的譴責一方麵基於二者對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麵也打破了自己和這些不幸者的幻夢：造物主是不值得信任的，人應該努力承擔起自己的命運，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反抗異己的迫害，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別的力量可供依靠，隻有這樣才能在無神的世界中重獲人的尊嚴。
魯迅與加繆由否棄宗教的虛幻，進而否定關於過去與未來的謊言而正視現在。在加繆看來，當一個人意識到了荒誕，便永世與荒誕連在一起。在《鼠疫》中，鼠疫突然而至後持續不斷地剝奪人的生命、最後又突然消失的過程構成了一種荒誕的處境，它使人們失去了對過去的回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使“他們已置身於當前的現實之中”，如果他們不是選擇屈辱地死去，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和鼠疫作鬥爭。當然，正如裏厄說的，他們並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也不知道這些事情過後會怎樣，但當下此刻隻有一條路——與鼠疫作戰，隻有這樣才能使盡可能多的人不死，盡可能多的人不致永別。因為隻有把握住現在，過去和未來才可能生成。否定和逃避現在，也就抽掉了過去和未來之根，最終會走向完全的虛無。魯迅終其一生都在戳穿“懷念過去”和“希望將來”的自欺真相。這種自欺的典型例證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
阿Q沒有姓名與籍貫，甚至沒有曆史——先前的“行狀”，但當他與別人發生口角的時候，卻總是說：“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你算什麼東西！”趙太爺、錢太爺受村民的尊敬，阿Q卻獨不表示出格外的崇敬，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了。”
總之，他始終不肯麵對自己現在所受的屈辱，而是用過去與將來的子虛烏有的“輝煌”來否定、逃避當下的處境。為了打破國人的這種對過去和未來的幻想，從而使他們和自己一樣在正視苦難的前提下去尋找出路，“於無所希望中得救”，魯迅讓人們“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他認為隻有這樣，才會有希望的萌芽。他極力批判國民迷夢般的生活，揭示出他們正在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卻仍然抱著中國曾經輝煌的曆史來麻痹自己的荒唐，同時，他也抨擊一些盲目樂觀的革命文學家許諾給人們虛幻的“黃金世界”，卻故意忽略了為得到那樣的將來人們現在必須付出的巨大代價。他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對‘現在’這一題目都繳了白卷”，認為“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可以說，魯迅和加繆對現實的認識是清醒的，但他們都斷絕了所有怯懦者的精神逃路，主張人應該用當下的行動去抵抗邪惡與苦難的侵襲，並在這種行動中尋找與確證生命的意義。
三、對絕望與荒誕的反抗
魯迅和加繆都否定了自殺，打破了任何關於天國、過去和未來的幻想，留給我們惟一的選擇就是反抗。在《反抗者》中，加繆將笛卡兒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置換成“我反抗，故我存在”，將反抗上升為人的存在本質。麵對鼠疫的一次次襲來，裏厄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努力隻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但他不認為這就是放棄戰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