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造成魯迅和加繆思想契合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接受並汲取了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思想營養。尼采對“上帝死了”的預言及其在絕望中以強力而自由的個性執著的反抗，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的幾代人。加繆的公寓內始終懸掛著尼采的畫像，在創作劇本《卡裏古拉》時，他的床頭一直放著兩本書，一本是克爾凱戈爾的《絕望論》，另一本就是尼采的《太有人性的人》。1954年去都靈時，他想到尼采就是在這個城市裏發了瘋，便倒在友人懷裏痛哭流涕，可見尼采對他的精神和感情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加繆很欣賞尼采對基督教的無情批判、對舊的道德標準的攻擊，尼采反對服從任何假想的神的意誌，他用否定上帝來重新恢複人的自由等等觀念都為加繆所接受，並在自己的哲學中加以發揮。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就已經接觸到尼采的學說，可以說尼采對他的影響是全麵的，這體現在魯迅的個性、精神氣質、思維方式、藝術技巧等各個方麵，其中最突出的是“尼采那種對固有的文化傳統的全盤懷疑、猛烈抨擊和整體掃蕩的叛逆精神”，這就是要“重新估價一切價值”，從而實現“價值翻轉”。關於這方麵的研究，國內外學術界已有定論，此處筆者不再多說。
同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給加繆和魯迅以無窮的精神滋養，他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了許多共鳴之處，那就是虛無感、毀滅感、孤獨感等世紀末情緒。加繆曾經說：“我20歲時就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20年以後，他的書帶給我的震動仍在持續。
對我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位在尼采之前就能識辨出當代的虛無主義，為其作出定義，預見到其可怕的後果，並試圖指出拯救的道路的作家。”他的辦公室和公寓裏都掛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畫像。在《西緒福斯神話》的“哲學和小說”一章中，有一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的主人公基裏洛夫的名字為標題。他還用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裏瑪佐夫兄弟》和《群魔》改編成戲劇，並搬上舞台。他後期的小說《墮落》被公認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風格。在這部作品中，克萊芒斯這位前巴黎著名律師，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一家破舊的酒吧裏，以法官和懺悔者的雙重身份，滔滔不絕地向著想像中的對話者講述自己的經曆。他一方麵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深刻地剖析和嚴厲地批判，另一方麵卻以自我批判為借口對他人進行譴責。這種寫作方式很明顯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複調形式的影響。在魯迅的作品，特別是那些以第一人稱寫就的小說中，也充滿了審問者和犯人的雙重音調。魯迅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曾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來”，事實上這段話用來形容他自己的小說也同樣適用。在《傷逝》中，涓生一麵為自己辯解，認為自己說出了事實的真，一麵悔恨自己的真促成了子君的死亡。小說對主人公這種自我審問、自我辯解、自我批判心理過程的詳細記述使這部小說在當時的愛情小說中顯得格外具有深度。還有《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和“我”、以及《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和“我”，都是用以拷問靈魂的思想的兩個方麵。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魯迅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寫作的手法和技巧上，那種對心靈的批判與對自我的批判更內化為他的人生觀，滲透進他的生命意識。他曾說過：“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更留情麵。”
五、魯迅與加繆的哲學表現形態之差異
魯迅和加繆麵對絕望和荒誕，卻主張義無反顧地反抗，從而都成為生活的強者，因為“絕望的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更勇猛，更悲壯”。但我們與當下論者不同的是，在魯迅與加繆之間表現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差異，從而導致他們的生命哲學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並最終走向了不同的思想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