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接受基督教絕不是偶然的，希臘人就不缺乏像耶穌那樣的受難者和殉道者。做為人的蘇格拉底，並不希圖被解救，臨刑前慷慨陳詞，把智慧和道德留給雅典人，而甘願被雅典人處死；做為神的普羅米修斯，不顧宙斯的禁令，盜火以解救人類，被宙斯捆綁在高加索的懸崖上，遭受著鷹啄肝髒的苦難因此，雖然基督教在希臘化世界傳播的時候，損傷了希臘人的自負心，但是，他們在反對耶和華和摩西的時候，卻往往對耶穌示以敬意。譬如諾斯替教派就認為，感性世界是至高的神索菲亞的叛逆兒子名叫亞勒達包士的劣等神創造的，這個劣等神就是《舊約全書》中的耶和華。至高的神終於差遣他的兒子暫住在耶穌這個人的肉身內，以便把世界從摩西荒謬的教訓中解放出來。
固然，耶穌精神也有出世的傾向。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所以猶太人捉耶穌的時候，耶穌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隻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耶穌這種“信從神而不信從人”的出世精神，顯然鼓勵了中古教士對世俗統治者的鬥爭。聖安布洛斯麵對著世俗統治者的逼迫，泰然自若地說：“如果皇帝所要的是屬於我的東西，例如我的地畝，金錢或諸如此類的私有物，雖然我所有的一切早已屬於窮人，但我絕不拒絕，然而凡是屬於上帝的卻不隸屬於皇權之下”，“你們要把我投入縲絏呢，還是把我處死呢？我都將欣然承受。我既不想借著群眾來保護自己，也不想抱住祭壇哀求性命；我寧願為祭壇喪掉生命。”正是教土們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得教會擺脫了世俗統治者的束縛，乃至教權壓倒了世俗政權。於是，中古西方似乎分裂為兩個世界，一個是教會的屬神的、靈的、智慧的、信仰的世界，一個是世俗統治者的屬人的、肉的、情欲的世俗世界。根據基督教的法則，自然是靈魂支配甚至厭惡肉體，而向神界超升。因此，與孔子出世精神的隱身自好、獨善其身不同，耶穌的出世精神與其拯救世界並不矛盾，而且是對世俗世界的一種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的文化原型意義，必須在“上帝死了”之後，才能發揚光大，顯露分明。耶穌曾被人說成是“癲狂”者，而西方人的天才就與中國人的不同：中國的天才皆與凡人相通，而西方的天才往往是狂人和瘋子。這點在近現代的西方要比中古更顯著，浪漫派和現代派的天才們幾乎都是一些瘋子，自他們的祖師盧梭、尼采起就是如此。因此，充滿神性的超人耶穌成為曆史之後，尼采式的文化超人就泛濫成災像耶穌的狂熱、激進、偏激而愛走極端等性格，在浪漫派和現代派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果說中古西方走向了靈的與神的極端，那麼，現代西方又走向了肉的與魔的極端，以至於使人一想到現代西方，就想到肉欲橫流。
此外，還有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對立的極端，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對立的極端，有叔本華意誌的極端，柏格森直覺的極端，弗洛伊德性的極端，語義哲學“哲學就是句子”的極端耶穌做為攻擊家鄉和故國而為家鄉和故國所驅逐、迫害的文化原型，在近現代西方也顯露得特別分明。司湯達之於法國，拜倫之於英國，海涅、尼采之於德國，就是馬克思，不也是不遺餘力地攻擊德國，而被德國驅逐出境到倫敦避難嗎？馬克思主義終於被西歐所驅逐，而進入了俄羅斯、遠東耶穌讓人不要貪戀人世的幸福，他來是要把人拯救到天國裏去。但是，“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後，曆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廢除做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現實的幸福”，即“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這才是“拯救世界”精神的落實。不僅如此，正因為壟斷智慧的教會對世俗政權的支配，所以當智慧從天上落實到地上的時候，西方現代知識分子就能夠成為社會基本價值（理性、自由、公平、正義等）的維護者，並根據這些價值批判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耶穌施行用神力戰勝自然的奇跡，落實到地上，就是科學技術的發達。基督教的神是外在於人的，而一旦神等同於真理（耶穌有時說“我就是真理”，有時說神即真理）的時候，追求與神的溝通與向外追求真理、探究自然就統一起來了。因此，科學技術的發達需要對超自然力的濃厚興趣，需要不著邊際的想像，需要向外開拓的精神，需要堅執的信仰這些文化傾向在基督教是都具備的。所以，聖·奧古斯丁對於時間苦思而不解的時候，就祈禱上帝開導他；伏爾泰說傳教士不過告訴孩子們有上帝存在，牛頓則向他們證明了宇宙是上帝智慧的傑作。餘英時認為，“牛頓對上帝的深信不疑正是激勵他探求宇宙秩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