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現實與平凡的人品，還使他成為這樣一種“文化原型”“學而優則仕”，以求得官做為神聖；注重生命的安樂，使得中餐舉世聞名；注重禮讓，反對冒進與競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世的儒生在統治者的倡導下，果然把孔孟之道當成了追求功名富貴、當官做老爺的敲門磚。不僅如此，孔子入世與遁世的進退有路，成為最早的“儒道互補”的文化原型。餘英時認為：“孔子來自中國文化的獨特傳統，代表‘士’的原型。”這一點我毫無異議。餘英時進而指出：中國的“士”非常近似西方現代的知識分子，即做為“社會的良心”和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理性、自由、公平等），“一方麵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麵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餘英時的結論是：西方現代知識分子不像希臘那些沉浸於智慧之夢而不顧現實社會的知識分子，不像中古基督教的教士，而更像中國的“士”。我覺得恰好相反，西方現代知識分子正是西方傳統的合理發展的產物，而與中國的“士”差異甚大。
中古教士對於現世持批判態度，對於世俗統治者有一種獨立精神，隻不過他們關注的是神的和靈的世界，但是，當上帝死亡而人們“忠實於大地”的時候，現代型的知識分子不就脫穎而出了嗎？但是，除了實踐精神一點之外，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卻不見於中國的“士”。按中國的陰陽觀念，除了國君一人屬陽之外，包括“士”在內的其他一切人皆屬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不就是把“士”比成了國君“丈夫”的“妻妾”了嗎？孔子到了國君麵前麵色端莊而做出恭敬害怕的樣子，後世以香草美人自比懷才不遇的士，不就是這種陰陽觀念的一種演繹嗎？
固然，孔子讓“士”以天下為己任，乃至以“天心”（社會的良心）為己心，但是，如果淫樂昏庸的君主不聽“士”的話怎麼辦？孔子早已做了“士”的榜樣：躲藏起來，隱身自樂。於是，國君的淫樂昏庸終於導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亂，然後是“成者為王敗為賊”，一切再從頭開始，而一大群“士”又圍上了新的“君”這不正是“士”的悲劇嗎？而且“士”與“官”是連在一起的，“士”之為“官”，就使得中國的“士”不能做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去監督“官”了。在傳統中國，“士”不為“官”，就會成為被“官”瞧不起的“窮酸秀才”之類。因此，中國的“士”對於國君缺乏批判精神，而唱頌歌撈油水者多。固然，中國的“士”有時也能表現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如餘英時津津樂道的漢末黨錮和明末東林黨，但那正是王權鬆弛、“君”不像“君”的時候；而“君”一旦像“君”，儒者們自然就溫柔敦厚了。因此，孔子進退有路的“文化原型”，在“進”的一麵固然造就了嶽飛、文天祥等“不識時務”者，但嶽飛不敢自立為王恢複中原卻正是嶽飛的悲劇，而在“退”的一方麵，則被道家發揚光大了。而更多的“士”，則是沿著孔子開辟的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進退有路、儒道互補、“一陰一陽”的路走下來的。
與孔子平凡的人格相反，耶穌則閃耀著超凡脫俗的神的光芒。
耶穌是約瑟和馬利亞的兒子，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耶穌一降生，就驚天動地，早有幾個從東方來的博士看見他的星，知道他是“猶太人的王”，特來拜他。希律王為此將伯利恒城裏並四境兩歲以內的男孩都殺盡了。耶穌一出世，“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仿佛鴿子，降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馬可、馬太、路加、約翰都沒有報道耶穌受教育的信息，但是耶穌一走進會堂，就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穌是很獨斷的：“天地要廢去，我的話都不能廢去。”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隻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耶穌到世上來，是要傳播天國的福音：“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然後為眾人受難，赴死，複活。等到末日審判的號角吹響的時候，耶穌基督會再度降世，人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來審判這個世界因此，與孔子之為平凡的文化聖人不同，耶穌是充滿神性的文化超人。
這位文化超人的個性有什麼特點呢？凱德伯瑞說：“也許，以獨特、新奇、獨到等字眼來形容耶穌的獨特之處，還不如以激進、熱情、極端來形容更為精確。”耶穌確是一個充滿熱情的激進分子，有時簡直就像害了熱病。“對觀福音書”本是記敘文，但由於耶穌的激情資質，加之以比喻訓眾，就使人讀來像抒情詩。耶穌的狂熱性格，以及與眾不同的言行，使耶穌的親屬“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癡狂了”。耶穌進行戰鬥的幾件事，譬如他教訓他的敵手，敵手抓他，他就飛身逃跑；一進耶路撒冷的教堂，就趕出做買賣的人，推倒買賣人的桌子凳子；都令人感到他確是與眾不同的狂人。他的門徒死了父親要回去安葬，耶穌卻讓死人管死人，讓門徒跟從他這種狂熱的性格最適合於革新和革命，而身為猶太人的耶穌，也確實發動了一場對於傳統的猶太教的革命，使得基督教終於從猶太教分離出去，乃至成了冤家對頭。陳鼓應把耶穌的狂熱性格歸為地理環境使然：“猶太民族處於熱帶地區，暑天酷熱炙人，氣溫經常高達四十五度。被這昏熱病所迫促下的人們，不是超乎理智，便是達不到理智。”但是這卻無法解釋俄羅斯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科夫斯基式的巨大熱情。事實上，耶穌的狂熱性格，在西方中古以前，讓我們想到希臘的酒神；在中古以後，讓我們想到哈姆萊特騷動不安的內心獨白，浪漫派的熱情衝動和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狂熱的性格使耶穌常愛走極端。因此，與“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的孔子不同，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裏路，你就同他走二裏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可是，極端的愛總與極端的恨連在一起，所以耶穌又常常以地獄示人，要把人“丟在火爐裏”，而且耶穌告訴他的門徒：“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於是，在愛人的反麵，又透出了恨人的思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