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耶穌”有什麼可比性呢？孔子是人，耶穌是神。即使把耶穌看做是曆史上實有的人，也是與孔子截然不同的人。固然，孔子與耶穌的教誡有相類的地方，然而這種相類之處也打上了深刻差異的烙印。我覺得，孔子與耶穌可以比較的惟一理由，就在於孔子在儒教中的位置與耶穌在基督教中的位置是相似的，因而孔子與耶穌的異同就顯示了中西文化的異同。因此，我們不去考據耶穌有無此人，也不去考據“四大福音書”哪一個是耶穌的真實寫照；而是依照《論語》和“四大福音書”，從孔子與耶穌的比較去認識中西文化的契合之處與深刻差異，並進一步探究儒教、基督教與現代化的關係。
（第一節）孔子與耶穌的文化立場
孔子雖然是殷商的苗裔，但到孔子出生時，早已從貴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了。孔子說：“丘少也賤，故能多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出身並不能決定文化立場與“階級立場”，孔子出身於沒落貴族，也可以為“小人”代言。然而，孔子總忘不了“過去的好時光”，使得出身終於決定了他的文化立場與“階級立場”。因此，就縱的一麵看，孔子總想使“過去的好時光”複活，以“克己複禮為仁”；就橫的一麵來看，孔子總是向上看，以統治者自居，或者為統治者出謀劃策。
孔子固然也講愛民，但愛民是為了民心不亂，不致危及上層統治者。
於是，孔子做了種種“君子”與“小人”、“上智”與“下愚”的區分；崇“君子”“上智”而貶“小人”“下愚”。孔子斷言：“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在孔子看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僅如此，孔子交朋友都要向上看，不跟不如自己的人為友，“無友不如己者。”孔子的這些教導與老子的“常使民無知無欲”、商鞅的“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等等一道，使得中國的政治就是“治民”“愚民”的法術，即使變革也要自上而下。
與此相反，耶穌出身貧賤，有人說他是“木匠的兒子”，有人說他是“木匠”。但是，他又是耶和華的獨生子，是救世主。於是，耶穌便以神的使者乃至神的化身的身份鄙薄富有者而拯救貧賤者。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因此，有一個少年人問耶穌怎樣才能得永生，耶穌告訴他，除了遵守誡命之外，“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不僅如此，生前奢華宴樂的，死後要被丟進地獄的永火中；生前受苦受難的，死後反可以去神國享福。所以，耶穌無論到了那裏，都跟著一群“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耶穌本人就很貧寒：“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瑏瑠因此，耶穌雖為“神子”，卻“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
孔子與耶穌“階級立場”的不同，使其教誡具有不同的教化範圍。
儒教那套“文行忠信”、“詩書文章”，與不識字的中國百姓是沒有多大幹係的；而儒生也不想把儒教的教義通俗化在民間傳播，相反，儒生是以自己的知書達禮去鄙薄“下愚”和“小人”的。就教化內容來看，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也滿足不了中國百姓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這就使得儒教始終是屬於上層統治者和士官的，而不是屬於下層百姓的。因此，盡管儒教是中國的國教，並且大體上說，儒教倫理是中國的倫理；但是，儒教對於中國百姓，還不如佛教、道教來得親近。儒教的這一性質，就決定了從儒教中很難孕育出民主，儒教的民主是為民作主。
與此相反，基督教一開始就是下層民眾的宗教，耶穌的行“奇跡”，乃至張口耶和華神，閉口天國地獄，也特別對下層民眾的胃口。
而基督教一旦與柏拉圖主義（聖·奧古斯丁）、亞裏士多德主義（聖·托馬斯·阿奎那）結合，就使得基督教成為全民的宗教。中古教士以向民眾宣講基督的福音為榮，辦慈善機構，救濟貧民難民，就與耶穌的教誡有關。固然，古希臘就以“民主”的昌盛而著稱於世，但是，那是一種奴隸除外的“民主”，甚至連亞裏士多德，也認為奴隸製是正當的、有益的，奴隸天然地應該低於主人、服侍主人。而中古的教士卻敢於遵循耶穌的教誡，指責奴隸製是不道德的，因為耶穌基督降世，就是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製的得自由。”所以，卡本特（HumphreyCarpenter）說：“19世紀西方社會最終廢除奴隸製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基督教壓力的結果。”
孔子與耶穌文化立場與“階級立場”的不同，使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也極為不同，而這種不同對後世的中西文化也造成了極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