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絕望從根本上來說是來自於現實的，這包括社會的現實，也包括個人經驗的現實。少年時，祖父入獄、家財蕩盡和父親病死而不得不寄人籬下，看盡了世人的真麵目，飽嚐了人間冷暖；青年時，在英雄主義的激勵下積極進行啟蒙和拯救國民的活動，但辛亥革命後中國依然靜如止水，偶有風波也隨即平複如故，為他人的生存而捐軀的革命者的鮮血卻被做成“人血饅頭”，甚至成為看客的談資與笑料；中年時，經曆了進化論信仰的破滅，青年們有的用鮮血見證著殺戮者的殘暴，有的卻用出賣良心暴露出人性的沉淪種種大黑暗出現在他的眼前，於是他絕望了。但他的絕望首先是一種個人的感覺與體驗，加繆則不同，正如加繆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探討荒誕的問題並不等於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荒誕的，其中也許有一些個人經驗的因素存在，但這更多的來自於他對時代精神的思考，況且“這些主題貫穿在一切文學和一切哲學之中，充斥在每天的談話之中。沒有必要重新發現它們”。所以，魯迅的絕望更具個人性，而加繆的荒誕更具普泛性。
加繆的荒誕雖然不脫離現實，但在其表述中已經是一種抽象化的狀態。在這種哲學中，既有關於荒誕的感覺，更有關於荒誕的概念、觀念和理論。魯迅的絕望在基本上是一種感覺與體驗，隻不過這是一種已經擁有了形而上意味的感覺與體驗，但它完全不屬於概念範疇，更不具有抽象的絕對性。加繆的荒誕“就是希望著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那種分裂，就是我的對統一的懷念，就是那個分散的宇宙以及聯結上述一切的矛盾”，而魯迅甚至沒有為自己的絕望規定一個明確的定義。因為既然他的絕望與現實有關，那麼當時民族危亡的現狀，也就不允許他進行太抽象的哲理思考。加繆的反抗哲學雖然也與現實有關，他也重視現實的和具體的鬥爭，然而他最終關注的還是對生命形而上的探索。
哲學起點的種種差異必然會對他們生命哲學的發展以及歸宿有著規定性的影響。魯迅的絕望因為與現實、個人的關係更加密切，所以當個人與社會的處境有所變異時，這種絕望就會被衝淡。所以，魯迅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鮮明的立場加入了左翼知識分子的隊伍。而加繆的荒誕因為更具抽象性與普泛性，從而很難為一種具體社會情境改變，因而他的《反抗者》遭到了法國乃至世界左翼知識分子的攻擊。
七、魯迅與加繆的反抗目的與手段之差異
麵對人的生存困境，雖然魯迅和加繆都主張反抗，但他們的反抗目的卻是不同的，並由此引出二者對於反抗手段的不同選擇。
加繆的反抗是以個體為出發點又以個體為終極目的的，所以，如果某種手段可能對個體的生命與幸福構成威脅，那麼這種手段就是應該加以否定的。實際上加繆是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理論發展之後才最終得出這一結論。剛踏入文壇的時候，加繆可以說是一個尼采的忠實信徒。他的第一篇小說《幸福的死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小說中的主人公梅爾索信奉尼采的哲學，他自己設計出一套自由和幸福的觀念。這個清貧的職員殺死了身有殘疾的闊佬紮格爾，由於特殊情況他免遭懲罰，他霸占了紮格爾的全部財富。這顯然是一位法國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但與拉斯柯爾尼科夫不同的是，梅爾索對於自己的罪行並沒有感覺過多的內疚，相反，他用那筆錢到處去旅行，和眾多的女人過著幸福的生活，最後他在麵朝著大海的房子裏因病死去。可見當時的加繆認為隻要能得到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手段可以忽略不計。但隨著思想的發展，他開始對尼采的權力意誌和超人學說提出質疑，並逐漸認識到這是一種危險的、具有毀滅性的虛無主義哲學。《卡裏古拉》就是這種理論學說的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卡裏古拉在其心愛的妹妹兼情人死去之後，發現了一個既偉大又可笑的真理：“人終有一死，卻無幸福可言”，於是他決定居住在荒誕之中以將他那無限製的自由肯定下來。他想要按照被創造之前的形象來塑造人類，而這種反抗的結果就是要毀滅現存的人類，這隻能通過犯罪才能得以實現。這使加繆意識到追求無限製的個人的絕對自由並不足取，如果恰好這個人手裏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就可能會給很多的他人帶來殺戮與死亡。自此，加繆開始質疑革命中存在的暴力。麵對荒誕的現實，選擇反抗的鬥爭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關鍵問題是什麼才是反抗的正確手段？在劇本《正義者》中，加繆形象地表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立場。劇中的正義者是反沙皇的俄國恐怖主義者，他們行動的目的是推翻沙皇的統治、建立平等和自由的國家，他們所用的手段是暗殺，但是在暗殺中不可避免會傷及無辜。那麼是堅持正義，還是堅持良心的清白呢？主角卡裏亞葉夫在行動中遇到了這個無法調和的矛盾。最後他完成了暗殺任務，並以生命為代價保持了自己的清白。通過這一形象，加繆試圖指出行動本身是有限製的，“合理正確的行動是承認這些限製的行動，如果必須超過這些限製，行動者至少也要接受死亡”。在《反抗者》中，他試圖從哲學、倫理學、文學、政治、曆史等各方麵來探討革命、暴力、專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