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孔子相比，耶穌總愛走極端。從上引“一念之動即為惡”、隻要有信心就沒有不能做的事等等，就可以看出耶穌的極端性。因為耶穌有一個外在於人的天父耶和華，所以他對動機和精神力量的注重就不需要落實到地上，塞進人的心中。耶穌讓人暗中行善施舍禱告的時候，也向人們說，無所不能的神會知道你暗中的善行。於是，人們就可以專注於心靈的純潔、靈魂的超升、脫離實踐的形而上學的求索但是，正如修辭學上的對句，有神就有魔。魔鬼是肉欲的、感性的、邪惡的象征物，時時侵擾人，使沒有堅強意誌的人會淪為魔鬼的門徒而難以成聖。基督教的神與魔的分裂，就意味著在人身上靈與肉、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而就產生了“浮士德型”激烈對立、衝突的人。隨著西方人神性漸消而魔性增多，就發生了從天上到地上、從靈到肉、從理性哲學到非理性哲學、從形而上學的探索到注重實踐的文化轉折。我們往往以中國古代實用技術比西方中古的發達而自喜，卻沒有看到，正是由於形而上學和理論科學的發達，才會結出西方近現代實用技術的金秋之果。當西方人執著於實用功利的時候，就會比中國的“外王”或者說孔子的管仲更極端，以至於連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以為西方人重物質功利，而中國人重道義精神。因此，孔子精神重“合”，基督精神重“分”。
（第四節）仁與博愛：儒教與基督教的倫理道德
占據中西倫理中心位置的孔子的“仁”與基督的“博愛”，也有相似之處。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怎樣“愛人”呢？即實行孔子的“忠恕之道”。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是實行仁道的積極的肯定的一麵，即“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實行仁道的消極的否定的一麵。“忠恕之道”是孔子之道的核心部分。孔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個撒都該人律法師問耶穌：“夫子，律法上的誡命，那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耶穌又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在耶穌看來，神也是人的神，而且“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由此可見，孔子的“仁”與耶穌的博愛確有相似之處。
較之孔子，耶穌總愛走極端，總是大愛與大恨連在一起，正如我們已經分析過的。為什麼呢？孔子的背後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人格神，所以孔子就不能提倡施舍而不求報償、挨打而不還手的大愛，自然也就不會潛在著一種大恨，即把惡人丟在地獄的永火中去受煎熬。
於是，“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就成為“忠恕之道”的一部分，否則在沒有神與來世的情況下“何以報德”？而且報怨的時候也不一定“直”，而應講究策略，不能叫自己吃虧，這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種“曲”的文化精神在老子哲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於是，中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在碰壁之時，也可以“隱居以求其誌”；而被中國文化同化了的出世遁入空門標榜“不殺生”的和尚若有“露一手”的時機，也可以出來參加戰爭以“匡正天下”。耶穌的背後有一個人格神的上帝，所以他提倡挨打而不還手而且轉過臉來讓人家再打，就是告訴人們，不善的手段達不到善的目的，讓惡人做惡去吧，到末日審判的時候，善人會進天堂永遠享福，惡人會下地獄永遠受苦所以麵對著各種各樣的迫害，耶穌一點也不畏懼；眾人不願聽而且厭惡他的教訓，他也要宣講，直到被人抓起來釘十字架。抓耶穌的時候，耶穌的門徒砍掉了一個敵人的耳朵，耶穌卻束手就擒，並給那人治好了耳朵。因此，孔子精神重“曲”，基督精神重“直”。
孔子的“仁”與耶穌的博愛的重大不同，還表現在孔子的“仁”總是與“禮”混淆在一起。什麼是“禮”？即在人群中分出高低貴賤等級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過，孔子對於等級貴賤的分別，與希臘羅馬奴隸主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礎上的對奴隸的統治不同，而是建立在“人道”、“人情味”、“合情主義”的基礎上。在孔子看來，父母給孩子以生命，並且費盡心血把孩子拉扯大，孩子就應該對父母報之以孝。於是，父母與孩子天生就不能平等，而是父在上，子在下。大而言之，君主就像天下人的父親，臣民就像君主的兒子，於是，父慈子孝就擴大為君仁臣忠，天下就是一個以天子（君父）皇後（天下國母）為首的大家庭。在這裏，家與國具有同構關係，所以《大學》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你想“治國平天下”，首先就應該“修身齊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因此，孔教就是“家教”，而這種“家教”又是以“孝”為本的：“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但是，一味地提倡別異的“禮”也不符合“仁”，而是應該以“和為貴”的原則來複禮。也就是說，分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來之後，就更應置重君臣、父子之間的和合，使得你中也有我，我中也有你孔子“和為貴”的禮教顯然是有利於君父一輩的統治者的，齊景公就說：“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特別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類的訓條，就更表明了儒家的“階級立場”。但是，正因為孔子把“禮”建立在人的素樸的倫理情感的和的基礎上，所以，中國的專製主義，除了非儒的秦代和不重儒的隋代外，一般是脈脈溫情的家長式的，即與武力專製主義相區別的“親情專製主義”。這也是孔子理想的禮樂之國，——一個和樂融融的大家庭。為了這個和樂融融的大家庭的和諧穩定，孔子不惜以合情主義排斥合理主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孔子看來，禮樂興，上下和，“仁”在其中矣。所以孔子又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