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的“性本善”與基督教人性的原罪，對中西文化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出現了什麼後果呢？基督教的人性原罪之說，雖不像中國的法家那樣，因人性之惡而隻訴諸刑法；而是訴諸人的良知，讓人懺悔、不斷地懺悔但是，西方社會法律的愈趨完善，與基督教的原罪之說就不無關係。因為既然人性是罪惡的，那麼僅憑個人的懺悔是不行的，還需要有能體現神意的法律，來約束人的罪惡，以此而形成了西方“自然法”的傳統。在“上帝死了”之後，西方人就會以理性代替神意，為社會立法。但是，儒家既以“性本善”為教，就隻需人“盡心”、“知性”就行了。法的強化就意味著不相信人心中的善性。所以，在傳統中國，法的觀念一直很薄弱，而是像梁漱溟所說的，“以禮俗代法律”，以家庭組織社會。固然，中國也有“刑法”，但中國的所謂“國法”，基本上是“家法”的延伸，故官僚教訓子民也要像父親教訓兒子那樣打屁股。
正因為基督教的原罪之說讓人懺悔、不斷地懺悔，以等待世界末日的審判，所以就造就了西方人動態的心靈，驚醒的文化精神。一方麵，基督教將人置於神與魔、靈與肉的衝突的漩渦中，使人根本不可能靜靜地消受生命；另一方麵，人必須超越這有限相對的現世，而向來世的天國馳奔，所以人又不可能安於現狀。更令人不安的是，末日的審判不知什麼時候就會進行。所以耶穌反複強調人們應該驚醒：“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了。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警醒。”與此相反，孔教的“性本善”則讓人“反身而誠”，安於現狀，安分守己，以此而塑造了中國人靜態的心靈，安睡的文化精神。孔子說“仁者靜”，又說“木訥者近仁”，都是以“靜”為美德，讓人呆在家裏享受天倫之樂，不要動亂不安。既然人性本善，那麼固守本有的善性就行了，這就是“知足者常樂”。《大學》
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如果還有什麼不足的話，那就是向後倒退：既然人性本善，那麼越向後倒退，就越接近“善”。所以孔子要複歸周禮，後儒祖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老子向往“小國寡民”，莊子神往原始的混沌而以人類始祖犯了“原罪”的基督教文化，就不可能向後倒退，對於祖宗也不可能有什麼好感；而孔教的“性本善”則導致了祖宗崇拜。因此，基督教人性的原罪導致了向前超越的文化意向，孔教的“性本善”則讓人安於現狀或向後倒退。如果說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那麼，孔教文化則是“善感文化”。
人們說中國文化是“恥感文化”或者“樂感文化”，固然也不錯，但卻不能與“罪感文化”構成對應而相提並論。因為“恥感”、“樂感”都是從“善感”中派生出來的：“恥感”是出於人性之善的“羞惡之心”，但卻包容不了人的善性中的“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等；“樂感”是人性之善的結果，即安於現狀，知足常樂。“恥感”著眼於“善感”的原因，“樂感”著眼於“善感”的結果；“恥感”著眼於與西方文化的認同，“樂感”則著眼於與西方文化的別異。但二者的共同之處，就在於用中國文化的部分與西方文化的整體相比。事實上，“樂感文化”的對應物是“悲感文化”，是“善感文化”及其對應物“罪感文化”的直接結果。中國缺乏悲劇意識和悲劇觀念，原因就在於，既然人性本善，那麼，隻要人能安分守己、知足常樂就行了；若是不安分守己而造成了“悲劇”，就怪你不能固守本有的善性，也就不值得悲哀了。而且，在“天道遠、人道近”麵前，即凡事都可以有人力的幹預麵前，所謂命定的悲劇就無地可容。因此，即使是曆史上的悲劇，中國人也要加以幹預，使其結尾“團圓”。而在西方，在人無能為力擺脫的命運（古希臘）和原罪麵前，那悲才是真悲。從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到托爾斯泰“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的《安娜·卡列尼娜》，無不如此。
孔教那種安於內而不假外求的特點，使之不可能對外在世界有真正的認知興趣，而其“性本善”的人性論，又使之對人性的幽微之處缺乏深刻的探究。比較而言，韓非的性惡論對人生真麵目的揭示，就比“性本善”的儒家來得深刻。而基督教外在於人的上帝，使得西方人有一種向外認知的文化態度；其“原罪”之說，又使西方人對人性的幽微之處進行深入的探究，這導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性探究的驚人深度。而且從廣義的文化背景看，就是弗洛伊德的深層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說，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結果。盡管弗洛伊德並不相信基督教，但是，弗洛伊德把人性的根柢看作充滿原始情欲暴力的本我（id），就正是基督教人性的“原罪”之說一種變了形的翻版。因此，孔教是一種使生命安樂的文化，基督教則是一種認知型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