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中國文人的宗教心態，是一個難題。因為與其他國家的作家相比，中國文人是最少宗教精神的。毀之者以為，中國之所以較少產生偉大的作品，就因為中國作家缺乏宗教精神；而譽之者則說，中國人無論處於何種境地，都有能夠自然地適應並冷靜地處理問題，而絕少像宗教信教那樣走火入魔。
我們說中國文學缺乏宗教精神，並不是說中國缺乏宗教。與西方的單一宗教相比，中國擁有多種宗教。宋代之後的文獻中反複出現的“三教並立”，就表明了這一點。雖然儒家教化嚴格地說來並不是一種宗教，但是，誰也不能否認自漢代進入中國的佛教是宗教，而做為對佛教的反動而產生的道教，就是地道的由中國本土產生的宗教了。特別是在中國民間，像白蓮教那樣的五花八門的宗教在曆史上是層出不窮的。
我們說中國有多種宗教，卻又說中國文人最少宗教精神，這不是一種矛盾嗎？中國文人人生觀的根柢是什麼？中國文人與一般民眾對於宗教的態度有何差異？在下文中，我們將對這些問題進行詳細討論。
（第一節）中國文人人生觀的根柢
也許，上古的中國人生活在原始宗教或巫術的迷霧中，但是，當中國文化走向定型之時，中國文人就已經從宗教的迷霧中走了出來。
在先秦時期，“天道遠，人道邇”，“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等思想，彙成了一種執著於現世今生的理性的人學思潮，從而使得宗教神學不能成為中國文化的正宗和正統。在諸子百家之中，墨家的宗教性是較強的，墨子在《天誌》和《明鬼》等篇中，就強調了天鬼的存在，所以有人就稱墨家是一個由武士組成的宗教團體。然而，墨家對於超自然的實體沒有任何興趣，他強調天鬼隻是因其有用，所以在墨子的著作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始終都是第一位的。秦漢之後，連有點宗教色彩的墨家也失傳了。此後，中國文人的心態基本上是儒道互補型的，然而，儒家和道家都不是宗教，而是以倫理學和美學為核心的哲學。
我們不妨作這樣一種假設：如果不是印度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東漸來華，那麼，中國就不會出現宗教，至少，不會出現有係統的大宗教。也許在中國民間會有一些類似於低級宗教的迷信活動，會有巫術或算命先生，但這不會影響中國的文人階層。所以，生活在宗教背景下的西方人，以為中國人是最不關心宗教的了。德克·布德（DerkBodde）就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不是宗教”。
現代詩人T.S.艾略特在《基督教與文化》一書中曾有一個極端片麵的文化定義，認為基督教就是文化，然而，做為中國文化的承擔者和創造者的中國文人，卻恰恰不以宗教為本。那麼，中國文人人生觀的根柢是什麼？這個重要的問題一向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一些哲學家和學者在論及這個問題時，也往往采取點到為止的方法，而未加以詳論。學貫中西的哲學家馮友蘭認為：“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曆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人不一定應當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應當是哲學的。他一旦是哲學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所以馮友蘭預言：“在未來的世界，人類將要以哲學代宗教。”然而，以哲學為中國文人人生觀的根柢，還是沒有將中國文化的特色凸現出來。首先，在中國還從來沒有人像柏拉圖那樣，將哲學家看成是最高的人，而是認為人皆可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隻要人們在現世做個好人，即使不識字也可以進入最高的人的行列。而且在西方，哲學即愛智，哲學家就是熱愛智慧、追求真理的人；而中國哲學卻具有濃重的非知主義傾向，這一點筆者在《生命之樹與知識之樹》一書中已詳論之。因此，人們在普泛的意義上使用哲學這一概念時，並不能標明一種文化的特點。如果說儒道互補構成了中國文人較為恒定的心態，那麼，孔孟哲學是偏重於倫理而莊子哲學則是偏重於審美的。雖然儒學在東漢時期已近於變成了宗教神學，從漢末到隋唐佛道二教在中國文人中有相當的市場，但是，中國文人人生觀的根柢就不是宗教的，而是倫理的和審美的。所以，每當中國文人的心態要滑向宗教神學的時候，都會遇到強有力的本土文化的阻撓，使之回到倫理的和審美的軌道上。當然，這種對中國文人心態的整體性的分析，並不是否定某些文人對宗教的信仰。
（第二節）以倫理代宗教
人們歸依宗教，除了認識上的原因，還有值得注意的兩點。第一，是出於情感上的需要。在茫茫無際的宇宙之中，人是一根軟弱的蘆葦，隨時都可能遭到風暴的蹂躪。而且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衝突中，煩惱與生俱來。特別是當人劃清與自然、他人的界限而進入孤獨狀態之後，存在的偶然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苦悶就更加明顯。人到了這時候，就會造神以減輕現世的苦痛，甚至以現世的苦痛為來世福樂的必要條件。於是，神就會賦予社會與自然一種必然性，軟弱的個人隻要信奉神，也就會獲得一種必然性，而將偶然性看成是神對不信者的懲罰，對信者的考驗。在神的懷抱中，孤獨的個人就會得到情感上的慰藉，並且擺脫冷酷的現實給個體心靈造成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