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認為，人比自然高多少，藝術就比自然高多少，所以，審美的主要對象是藝術，美學就是藝術哲學。但是與此相反，在道家和禪宗教示之下的中國文人看來，美不在於人為，而在於自然。所以，盡管莊子給人指出的超越境界是一種審美境界，但是，莊子並不推崇藝術，因為藝術也是一種人為的產品。然而，既然以審美為生命的超越，那麼，也就不可能不對中國的美學和藝術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國文人在談到美學和藝術時，大都以自然為理想。道家講“道法自然”，其藝術亦法自然。於是便認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言有盡而意無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而所謂美，就是“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讓人“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因此，中國的藝術家以師法自然而獲得聖靈。這一點在中國的詩畫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在道家和禪宗的教示下，當中國文人在現世中煩惱痛苦之際，就想尋求個體生命的解脫和超越。但是，到哪裏去呢？“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以在人間！”既然彼岸世界是那麼荒涼遙遠，看不見又摸不著，那麼，就到山水林木的自然中去吧。在空靈的春山，明鏡般的秀水，或者寂靜無聲的真氣中，消融了己身，參悟超越天人的妙道。這種淡遠清逸，蘊藉幽深的美學境界，是“韻外之旨”、“弦外之音”，是“不落言筌”而說不出來的，全靠你以直覺去妙悟、去品賞玩味。你看，“水流花間”，“鳥鳴林中”，“春來草自青”，你再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你聽，“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你再聽，“明月別枝驚雀，清風半夜鳴蟬”，“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你一定在天地自然中陶醉了，妙悟到了真意，但卻“欲辯已忘言”，因為連己身也融入其中了，你又怎能說的出來呢？這時候，物與我、人與自然已經完全合一，達到“玄之又玄”的“眾妙之門”了。
然而這“眾妙之門”卻不是要離棄現世而到達彼岸世界的大門，而是在此岸就可以進入永恒絕對的大門。
比較而言，在審美中求解脫比起儒門的教化，宗教色彩就更淡。
儒家除了給人們溫情並以倫理整體超越個人之死亡的準宗教色彩外，在儀式上也有與宗教相類之處，譬如儒家祭祖、祭天的祭禮，就與一些宗教儀式相似。但是，反對任何人為而在審美中求解脫，就與宗教相差更遠。儒家以倫理情感取代宗教情感，而莊學則讓人“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儒家以祭禮取代宗教儀式，而莊學則反對任何儀式。
因此，盡管禪宗做為佛教的一個變種，有寺廟和儀式，但是，隨著禪宗的日益審美化，毀儀式、反人為的狂禪風就曾經喧囂一時。於是，雖有佛法，但卻不求，“求法求佛，即是造地獄業！”雖有經書，但卻不念，因為成佛無需坐禪念經、累世修行。所謂“道由心悟，豈在坐也？”所謂“不看經”、“不學禪”，“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於是在禪宗中就出現了“嗬佛罵祖”甚至“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的現象：“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幹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而且既然肯定了自然，肯定了感性，也就很難保證信徒不走向縱欲主義的感性沉醉。這就是“酒肆淫房，遍曆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不過，縱欲式的感性沉醉雖有《列子》中的楊朱倡導，但是，無論道家還是禪宗，其主導傾向還是禁欲式的。因此，中國文人的審美特點不是狄俄尼索斯和尼采式的，在自然的驚濤駭浪和人世的血肉橫飛中獲得一種生命的沉醉。恰好相反，中國文人會安穩地坐在河岸旁，看著河水緩緩地流著，或者臥在山林中，聽著小鳥在歌唱，在欣賞自然的美景中，參悟超越天人的妙道。而個人的一切欲望、痛苦、煩惱，都在這種對自然的參悟中稀釋了，消融了……
（第四節）在倫理與審美之外
中國文人對個體生命的超越主要是倫理的和審美的，從而與中國百姓超越生命的方式有所區別。儒家的倫理理性，莊學的審美人生觀，都不可能滿足中國百姓的神話心理和想像力。如果說儒家倫理大體說來是中國人的倫理準則，那麼，莊學的審美人生觀則隻屬於中國文人。中國百姓還沒有雅到在審美中求解脫的地步。所以，如果他們想在儒教倫理之外求解脫，就隻好到宗教中去。幾乎每一種宗教，都有其係統的神話體係，都能夠滿足中國百姓的神話心理和想像力。而儒家對於怪力亂神，隻是不說存疑，而並不加以排斥。這就是“祭神如神在”，這就是“敬鬼神而遠之”，從而為中國百姓信從怪力亂神留下了餘地。從佛教和基督教進入中國之後，中國文人的極力排斥和中國百姓的信從情況看，也說明了中國百姓與宗教是容易親近的。因此，如果說中國文人超越生命的方式是倫理的和審美的，那麼，中國百姓超越生命的方式則是倫理的和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