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魯迅與基督教
1.從“漢唐氣魄”到“拿來主義”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之後，雖有三武滅佛之劫難，但總的來說是較為興盛順達的。這一方麵是佛教自身不斷調適，與中國固有文化相融合，較早地實現了中國本土化。另一方麵則是由於漢、唐都是中國曆史上較為強盛的朝代，“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魯迅肯定的這種閎放闊達的“漢唐精神”表明了民族強盛時期的一種自信和開放，而當國力衰蔽之際，往往會對異域文化采取封閉排斥的做法，加之基督教本身對於其他文化形式的不寬容態度，使之在中國的命運是一波三折。
基督教最初傳入中國，見於曆史記載的是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當時稱為景教，中唐之後就漸趨淪亡。元朝基督教雖興於中國，但主要是西域各部落人，漢人信之者甚少，所以隨著漢人政權的滅元而再度消失。魯迅也指出：“洎元明時，雖有一二景教父師，以教理暨曆算質學於中國，而其道非盛。”明代中葉之後，利瑪竇來中國傳教，並且迅速地本土化，穿儒服，說漢語，熟讀中國四書五經，用儒家經典闡釋基督教教義，以傳播西方科學知識做為傳教手段，結交鴻儒名士、高官顯宦，並主動向他們贈送聖像、自鳴鍾、三棱鏡、八音琴等物，因而獲準在北京長駐傳教。明朝著名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先後皈依基督教。其後湯若望、畢方濟、南懷仁等傳教士也先後來中國傳教。但後來傳教路線從上層轉為下層，康熙末年耶穌會與多明會因中國人的祭祖祀孔問題發生“禮儀之爭”，羅馬教廷以此幹涉中國人的信仰，引起清廷的不滿。1723年雍正皇帝登基後，開始長達百年的禁教，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又一次陷入停頓。
直到1840年帝國主義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基督教才重新傳入中國，但這次傳教帶有一種很鮮明的殖民侵略色彩。
近代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和認識極其複雜，一方麵肯定和認識到基督教做為一種異域文化對本土傳統文化的巨大啟發和補益作用，需要吸納和汲取；另一方麵又感受到它的文化侵略性質，應該排斥和抗拒，采取敵視態度。如章太炎就堅決反對基督教，他之倡導佛學，也是希望用佛教打敗基督教。他還采用考證的辦法，對基督教的教義進行證偽批判。文化激進派如陳獨秀，則鮮明地體現了對待基督教複雜態度的時代性，他一方麵在1918年《偶像破壞論》一文中鼓吹“一切宗教，都是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騙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騙人的，一些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另一方麵，他又認為：“宗教的價值，自當以其利益社會之力量為比例。吾之社會，倘必需宗教，餘雖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斷之，敢曰，推行耶教，勝於崇奉孔子多矣。”需要指出的是，陳獨秀把基督教教義和教會截然分開，把創世、複活、神跡等神話與基督教中的博愛、犧牲精神分開：“我們不用請教什麼神學，也不用依賴什麼教儀，也不用藉重什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
魯迅在對待基督教的態度上和陳獨秀是相似的。魯迅對於基督教神學宣揚的創世說、天國說、奇跡說等教義多次予以否定和批判。
他在《人之曆史》中說：“《創世紀》開篇，即雲帝以七日作天地萬有，摶埴成男，折其肋為女。”這隻不過是“景教之迷信”，乃“彷徨於神話之歧途”。對“天國說”，他曾形象地說過：“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裏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們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基督教神學為了宣揚神學的超人法力，編造了很多神跡奇事，如耶穌能在海上行走，把水變成酒，用五餅二魚讓5000人吃飽等，據《新約》宣講，會堂管理人的女兒死了，耶穌來到他家，將眾人趕出屋，然後拉著姑娘的手說：我吩咐你起來。姑娘立刻就起來了。魯迅在1927年2月18日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講演中，譴責當時中國的文化專製主義使國內寂然失語時說：“要恢複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這裏魯迅的否定傾向是很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