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為基督宗教徒，則身被此名，正如中國所謂叛道，人群共棄，艱於置身，非強怒善戰豁達能思之士，不任受也。
魯迅在這裏指出了撒旦唆使蛇去引誘人類始祖犯原罪的故事，但卻並不以為非，反而肯定了撒旦啟迪人類智慧的積極意義：正是撒旦的誘惑使人類開始了有知有識的“人”的生活，這是對“人”自身價值的發現。魯迅受尼采“價值翻轉”的影響，對撒旦的存在價值做了“重估”。撒旦本是基督教中的惡魔，經魯迅重新看取，他成了敢於挑戰天帝、給予人類智慧果的叛逆和異端力量，是“惡”的代表。魯迅對“惡”的偏至看取，也體現了魯迅個人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異端意義，是對中國以“性本善”為基礎的“中和”“陰柔”文化傳統的突破。而魯迅和尼采一樣，都喜歡“惡”而不是“善”，欣賞“惡之美”、“力之美”，主張以“惡”破“善”，他在《摩羅詩力說》中說：“惡魔者，說真理者也”。
他“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推崇的是出於人間的“叛逆的猛士”，呼喚的是“隻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他偏至看取的就是這種否定意義的“惡之聲”，反叛傳統的“惡之美”。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推崇的正是摩羅詩人——以拜倫為宗主的浪漫主義詩歌中的惡魔派詩人。
魯迅當時選擇摩羅詩人，是有著深厚文化背景和深刻獨立思考的：一是魯迅想通過對西方摩羅詩人的介紹，能夠使古老的文化民族煥發新生。正如他在篇首所引尼采的那段話：“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湧於淵深，其非遠矣。”
這段題詞，清楚地表明魯迅的寫作宗旨乃在於引進、借鑒國外進步文化這一“新源”，使中國古老文化獲得新生。其二，魯迅從摩羅詩人和浪漫主義詩歌中尋找到了與自己的契合點。這就是對個性主義的推崇、對自由的熱烈追求、堅強的個人意誌和強烈的叛逆精神，他認為摩羅詩人“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這是《摩羅詩力說》結尾處對摩羅詩人的總體評價，最為集中地反映出魯迅對摩羅詩人的態度。魯迅在這裏強調和置重的，是摩羅詩人體現的特征：一是不隨順舊俗，敢於反抗的叛逆精神；二是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新生的啟蒙精神。換言之，這種融叛逆與啟蒙於一體的摩羅精神，也正是魯迅所要極力倡導和呼喚的。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魯迅通過《摩羅詩力說》公開發出了反傳統的先聲。
首先，他在文中介紹這種帶有“異端”傾向的摩羅詩人，張揚“惡魔般”的叛逆精神，是對中國以“性本善”為基礎的“中和”、“陰柔”文化傳統的突破。中國文化受儒道兩家浸淫千年，積澱而成相對穩定的“中和”、“陰柔”的文化心理結構，儒道兩家共同的理論前提是肯定性的“善”。儒家盡管有一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取意識，但其主旨卻是主張“中庸和合”，以“溫柔敦厚”為其詩教，標舉“中和之為美”。道家更是高揚“貴柔守雌”的旗幟，倡導“大美而不言”、“心遊物外”，追求一種“陰柔”的審美境界。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雖然也有“興、觀、群、怨”，但同時更強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因此，中國文學整體上呈現出溫柔敦厚、蘊藉含蓄的態勢，絕少“亂力怪神”之異端。正如魯迅所深刻剖析的：“如中國之詩，舜雲言誌；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誌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即非人誌。”那些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自不必說，就是遊山玩水之作，也難見其真性情，即使偉大如屈原，在遭讒罹詬之際，憤而作《離騷》，雖“抽寫哀怨，鬱為奇文”，“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卻“亦多芳菲淒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所以魯迅認為“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聲者，亦不始於今日。”正是有鑒於此，魯迅才感到了介紹摩羅詩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魯迅看來：“平和為物，不見於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即使“二士室處，亦有吸呼，於是生顥氣之爭，強肺者致勝。故殺機之昉，與有生偕；平和之名，等於無有”。而在西方文學中，“新聲之別，不可究詳；至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尤其是拜倫以“惡人”自居，“超脫古範，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抗拒破壞挑戰之聲。平和之人，能無懼乎？於是謂之撒旦。”由此可見，魯迅是有意識地選擇了摩羅詩人“以惡破善”，借其“惡魔”般的叛逆精神向中國文化傳統發起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