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奇島》中，林語堂以外來闖入者尤瑞黛的所見所聞，勞思的長篇演講，再加上作者本人情不自禁的道白，勾勒出了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但因為這一奇想缺乏任何現實的依據，終究隻能流入玄想。林語堂後期寫作的半自傳體小說《賴柏英》在無意識中就宣告了這種理想的失敗。小說中的潭新洛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所有精華，他有著儒家的入世之心，肯定享受生活；又保持這一顆浪漫的童心，追求人世間純真的愛與美，有著道家的超然世外的品質。潭新洛帶著要建立像奇島一樣的世界的美好理想來到了新加坡，那個中西文化交彙的地方，但就在那裏，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敗。在困惑苦惱中，他雖然在韓沁身上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美與真，但最終雙方都沒有跨越中西兩種文化所帶來的溝壑。最後，潭新洛回到了故鄉的山、故鄉的水、故鄉的人所構成的純真與美麗的世界裏，才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從而宣告了林語堂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式建立理想世界的失敗。
林語堂是在後期基督教信仰中包容了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但又不同於道家回到小國寡民狀態的複古，而是一種中西文化的綜合。林語堂早期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一生中很長時間是在國外度過，但他本質上又是一個中國人，他說：“我的頭腦是西洋的產品，而我的心卻是中國的。”長期客居國外，尋根的情感要求，由書本而非現實生活進入傳統文化的經曆，又使他對傳統文化的弘揚有某種程度上的美化。也許，在他剛剛兩腳踏中西文化的時候，也曾為兩種文化的對立而感到心靈的震顫，但他最終利用中西文化比較融合的方式，完成了內心的調整，重新建立起了新的基督教信仰。他主張對上帝的信仰，讚美基督教的博愛與平等的精神，反對西方科學主義和物質主義對宗教的染指；同時又把上帝等同於儒家的不言之天和道家的自然之道，隻有用直覺來加以體會。他還否定基督教的原罪說，肯定人性本善，認為“順應本性，就是身在天堂”。這種宗教觀決定了林語堂追求的是東方恬靜的田園牧歌式的人生理想，而缺乏西方崇高激烈的美學意味。林語堂在一生經曆信仰、反信仰與回歸信仰的曲折後，“他發掘出了西方文化的優美與榮華，但他還要回到東方，在中國式的長袍和平底鞋裏，他的靈魂得到了休息。”
（第三節）神往於歐羅巴的青春作家：巴金與基督教
也許巴金算不上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作家，然而巴金卻是一個非常富有特色的作家——他的聲稱並不執著於藝術而更執著於宗教徒般虔誠的青春熱情，他的民族特色並不濃重而世界主義傾向卻很突出的文本。而他的這種創作特色，卻與他在五四新潮的衝擊下神往於歐羅巴有關，更與歐羅巴的文化根柢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巴金的創作和翻譯看，他翻譯的不少作品中提到過基督教的教義和精神，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引用《聖經》中的話。
如在《新生》中引用了《約翰福音》，在《光明·序》中引用了《路加福音》，在短篇小說《罪與罰》中引用了《出埃及記》，在《死去的太陽·序》
引用了《申命記》等等。但是，對於基督教文化與巴金的關係，尤其是對基督教文化間接地給予巴金的深層影響，卻很少有論者以專門的論述加以研究。我們認為，探討基督教與巴金的關係，不應該從單純的教義教規和福音出發，就宗教神學本身挖掘巴金所受的影響，重要的是應該探討基督精神對巴金思想的影響，以及基督教文化對巴金作品的深層滲透。
一、基督教禁欲主義對巴金的影響
與20世紀初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注源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樣，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熱情最早也受到了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感召。15歲時，巴金讀到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感到“裏麵全是自己想說清楚而沒法說清楚的話，合理，雄辯，富有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自己的心燒成灰了”。《告青年》並沒有什麼理論色彩，克魯泡特金向青年人指出社會製度的罪惡，鼓動青年人推翻舊社會，建設“萬人安樂”的新世界。這迎合了巴金改造社會的願望，對他接受無政府主義有很大影響。巴金16歲那年，讀到波蘭作家廖抗夫的劇本《夜未央》，“第一次在另一個國度裏的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裏找到了我的夢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終身的事業”。《夜未央》反映了俄國虛無主義者的艱苦鬥爭和犧牲精神，後來巴金曾多次重譯這個劇本。從巴金的譯著可以看出，他一生翻譯、編寫了大量有關俄國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小說和傳記。出身於上層社會的俄國的革命者為了下層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向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開戰，毅然拋棄了財產、名譽、地位甚至愛情，他們的故事中充滿了憂鬱的氣息和狂熱的殉道精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俄國革命者的自我犧牲精神比無政府主義理論更強烈地吸引了巴金。對於這個在黑暗中不見光明、孤獨無助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俄國知識分子的革命方式就成為他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