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平等構成了巴金的社會理想和道德標準。
三、罪感與懺悔
懺悔是基督教宗教生活的內容之一，是基督徒向上帝贖罪的一種形式。從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到盧梭、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懺悔已成為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不斷自我反省、淨化靈魂的方式。盧梭曾在《懺悔錄》中說：“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都會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麵前，果敢的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不論善與惡，我都同樣坦率的寫了出來’。”事實上，懺悔是盧梭在西方文化轉型期對基督教遺產的繼承和弘揚。當法國的啟蒙哲學家忘記宗教的終極關懷和救贖傳統，在理性的旗幟下大聲斥責宗教時，盧梭用懺悔意識把宗教情懷引入世俗的道德實踐，使宗教意義上的懺悔變為對人的現實行為和精神世界的反思。
巴金的罪感意識更多源於俄羅斯民粹主義者的思想。民粹主義思想從盧梭那裏就萌芽了，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讚美“日內瓦共和國”人民的優秀品質，以自己是“日內瓦共和國”的公民而自豪。
盧梭民粹思想被俄國知識分子接受，並與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東正教精神混合了起來，使民粹主義成為19世紀俄羅斯富有民族代表性的革命思潮。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重要作家和思想家，都有民粹主義色彩。民粹主義者們相信，在人民——主要是農民——中保存著真正的生活意義，俄羅斯的靈魂隱在下層民眾的思想中。俄羅斯民粹主義的奠基人之一赫爾岑在農村公社中看到了蘊含的個性與社會性、普遍性原則合理共處的可能。巴枯寧相信真理潛藏在勞動人民中間，在最貧困的群眾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民中藏有俄羅斯宗教的真諦。民粹主義者感到知識分子與人民是脫離的，他們在人民麵前永遠負債。有教養的上層人的罪孽在於他們的生活和文化建立在對勞動人民剝削的基礎上，知識分子應該償還這個債務。民粹主義者拉甫洛夫的《曆史的信劄》成了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道德手冊。這本書出於在人民麵前知識分子有罪並必須為這個階層向人民贖罪的道德動機，具有強烈的懺悔意識。於是懺悔貴族的形象被創造了出來，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所造成的罪孽並在內心懺悔。東正教宣揚的懺悔意識在另一個層次上凸現了出來，向人民——上帝進行懺悔。
這種懺悔意識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托爾斯泰是巴金接觸比較早也非常熟悉的外國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巴金都讀過。他說自己是“流著淚”讀完了《戰爭與和平》和《複活》。巴金發表的第一篇與外國文學家有關的文章是1922年的《托爾斯泰的生平與學說》。早期巴金的無政府主義理論性文章，也引用過托爾斯泰關於愛國主義和自由的論述。30年代為反擊文壇對托爾斯泰的汙蔑，巴金翻譯了托洛茨基的《托爾斯泰論》。托爾斯泰雖然以基督的教義救世，但是卻猛烈攻擊現實中充滿陳規陋習的教會，他同情農民的不幸處境，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行動改變他們的命運，他為貴族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惱。這些問題在東正教道德強調的博愛、寬恕和懺悔中都被解決了。《一個地主的早晨》中聶赫留朵夫在自己的莊園中經曆了改革的失敗。《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在做出同樣的掙紮後皈依了上帝。《複活》書名本身就表達了東正教反複闡述的拯救、複活、升華的主題，還引用了《馬太福音》中的四段話，於是聶赫留朵夫成為懺悔貴族的代名詞。巴金也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卡拉馬佐夫兄弟》，翻譯過《罪與罰》第二章。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上帝死後的荒誕世界的預見並沒有感染巴金，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種懺悔成癖的性格顯然對巴金有影響。
巴金很早就為自己出身於黑暗社會中富裕的大家庭而感到苦惱和羞愧，認為上等人是有罪的，自己應該贖罪。從早年的創作到晚年的《隨想錄》，巴金幾乎一生都處在懺悔之中。他說：“我們的長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滅亡》中李冷兄妹立誓獻身的一瞬，正是巴金的寫照：“我們宣誓我們這一家的罪惡應該由我們來救贖。從今後我們就應該犧牲一切幸福和享樂，來為我們這一家，為我們自己向人民贖罪，來幫助人民。”《家》中覺慧對鳴鳳的懺悔與托爾斯泰筆下的聶赫留朵夫對瑪絲洛娃的悔罪就有相似之處。
托爾斯泰從原罪的意義出發，主張寬恕他人和勿以暴力抗惡，而從小生活在基督教氛圍中的克魯泡特金，也對原始基督教的寬恕加以肯定。但成長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巴金卻無法像他們那樣宣揚寬舒，於是他又為自己的不寬恕甚至複仇、暗殺而感到犯罪：“我常常犯罪了！因為我不能愛人，不能寬恕人。為了愛我的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為了愛我的老師我反而不得不背棄了他給我的愛和寬恕，去宣傳憎恨，宣傳複仇，我常常在犯罪了！”巴金寫作《滅亡》，希望大哥讀後明白他的理想與誌向，但他的兄長最終也沒有讀到這本書。被巴金稱為“吾師”的凡宰特，懷著寬恕之心宣傳無政府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