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看出，借宗教情緒挽救邪惡的現實，達到使社會人人自由平等的目的，建立良好的道德王國，是盧梭推崇宗教的根本原因。
在《田惠世》中，巴金以它的亡友林憾廬為原型，描寫了一個充滿愛心，慈祥的老人田惠世。巴金本想在書中駁倒主人公的說教，結果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反而“同他的合流了”。田惠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對基督教的理解，就是盧梭的所謂“人類的宗教”“他在心裏否定了父親所信的教義，他更不重視禮拜和禱告以及一切近乎荒誕的傳說。他和許多非宗教者做了朋友，可是他沒有放棄誦讀福音書的習慣，他認為這是同‘主’晤談。”田惠世“抓住的隻是一個清清楚楚的‘愛’字”，他愛家庭，愛事業，最重要的是愛國家，“全部時間用來助人，愛人，尤其是愛窮人”。他熱心公益事業，為貧苦人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以致開了顧客盈門的藥店卻入不敷出，他辦《北辰》雜誌支持民族解放事業，像照顧孩子一樣關愛它的成長。對他來說，“愛使生命繁榮，失去了它，生命就得枯萎”。巴金不是僅僅局限於對一個基督徒的描寫，又通過他與馮文淑的對話，力圖寫出信教者與非信教者基於愛的溝通；正是因為愛才使田惠世這個虔誠的信徒與馮文淑等青年在救亡圖存之際攜起手來。
巴金的愛的哲學是與平等的觀念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盧梭為自由和平等而建立起一種社會契約，無政府主義提倡個人絕對自由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而在基督教中人在上帝麵前是一律平等的。
克魯泡特金談到基督教的平等原則時說：“在基督看來，一個奴隸和一個自由的羅馬公民是平等的弟兄，都是上帝的子女。基督教導人說：‘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做眾人的仆人’。”孔子雖然講“仁者，愛人”，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又講“克己複禮為仁”。“禮”是別異的，因而儒家是愛有差等的。不僅愛父母與愛別人差異甚大，而且在君主與臣民，君子與小人，勞力者與勞心者之間也是非常不同的。而巴金呼喚人人自由幸福的新社會，他的人類之愛就必然是在平等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互愛，而不是傳統文化那種有等級差別的愛了。
巴金寫作《激流三部曲》的時候，正是他反抗傳統最激烈的時候。
大哥的自殺，中斷了巴金與大家庭的最後一點聯係，他筆下的高家成為傳統勢力的縮影。這個富裕的大家庭實際上是專製的王國。在和平的表麵下隱藏著仇恨的傾軋和鬥爭，許多可愛的年輕的生命在虛偽的囚牢裏掙紮以致死亡。高家老一輩打著“仁義道德”的招牌，千方百計扼殺青年人的獨立意誌和反抗精神。在婚姻大事上，“當事人反而作了不能過問的傀儡，而且從前做過傀儡的人如今又來使別人做傀儡了。”他們可以隨意安排女性的命運，梅、瑞鈺、蕙等美麗善良的女性就因此葬送了性命。至於鳴鳳、婉兒等奴婢，更可以隨意欺淩，像物品一樣贈送他人。高老太爺和克安、克定們並不是有意要虐待哪個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使他們認為自己的做法天經地義。覺新大婚，高老太爺十分高興，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給孫子帶來的痛苦。他愛孫子孫媳，相信自己有權支配他們。他把丫頭送給馮樂山也不是有意要害她們，隻是認為自己比她們高貴，對她們理應有支配權。高家的生活就是巴金自己家庭的寫照。他這樣回憶祖父的死：“祖父像一個舊家庭製度的最後衛道者那樣消滅了，對於他的死我沒有遺憾。雖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個愛我的人，但是我也慶幸我獲得了自由。”
巴金以爭取自由幸福為要義，就是要達到人人平等，擺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束縛。他還借用屠格涅夫的話說：“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應當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三少爺覺慧與婢女鳴鳳真心相愛，鳴鳳被逼投水自盡後，覺慧發出了欲哭無淚的懺悔。
覺民、覺慧做為家族中的晚輩，在年節時按禮向祖宗牌位和長輩們磕頭，但當長輩們凶相畢露，擺出架勢要吃人的時候，總是他們首先想到反抗，最後倆人都成了家庭的叛逆者。奉行作揖主義的覺新則容忍了傳統倫理的暴虐，既害了別人也葬送了自己。在講述青年的悲劇命運的同時，巴金一方麵揭露舊道德之下倫理製度的虛偽冷漠，一方麵呼喚青年們打破枷鎖，追求平等與互愛。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對傳統倫理等級製度進行揭露和控訴是作家的當然使命。從《滅亡》、《新生》到《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巴金都希望用平等的原則代替虛偽的等級製度。他的這種愛和平等的觀念，則是受盧梭的社會契約學說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社會理想的影響，而這兩者都涉及基督教的博愛和平等精神。正如基督教的博愛是建立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一樣，巴金的愛的哲學也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基礎上，有愛心之人也必平等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