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去深圳大學參加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的時候，經常見到在深圳大學中文係工作的劉小楓。那時他研究生畢業不久，他的係主任就是在那裏兼職的北大教授樂黛雲，而樂黛雲教授又是那次比較文學開天辟地的大會的“總理”，劉小楓隻是忙於會務。那次參加會議的青年學子很多，後來活躍在學壇上的曹順慶、張旭東、王一川、王嶽川、張法、艾曉明、李書磊、劉曉波等等，包括我本人，都曾在那次會議上或者晚上的沙龍中有發言的機會，但是由於為瑣碎的會議事務忙得團團轉，劉小楓始終就沒有機會在大會的講壇上指點江山。在我的印象中，那時他很熱情，偶爾也看見他臉上不耐煩的表情，尤其是被那些訂返程票的人鬧得很無奈的時候，他就躲。深圳會議之後不久，我讀到了劉小楓的《詩化哲學》一書，對於他在深圳的忙碌感到一種“欠然”（劉小楓造詞），一個學者忙於會務其苦可知。
閑來翻書，發現了一本劉小楓宣揚基督教的書，作者介紹是這樣寫的：某年在某校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某年在某校畢業，獲哲學碩士學位；某年在某校畢業，獲神學博士學位。我立刻聯想到克爾凱戈爾的人生三個階梯：審美的生活是最低的甚至是墮落的，倫理的生活是略高的一個階梯，而宗教的生活則是最高的。劉小楓以克爾凱戈爾的方式，顯示了神學的至高無上。老實說，在這之前，我隻認真地讀過他的《詩化哲學》，記得那時的他還是很推崇審美的，怎麼轉眼之間就以宗教為最高而貶低審美了呢？莫非學壇也像黃子平所描繪的文壇那樣，讓創新的狗追得連撒尿的工夫也沒有？我這才找出他的大著《拯救與逍遙》來拜讀，發現這本書是劉小楓從審美向宗教的轉折，此後的《走向十字架的真》、《沉重的肉身》、《罪與欠》等等，幾乎就是保羅式的布道書了。從1996年開始，劉小楓對這本書進行了長達兩年的修訂，據他自己說是要脫去“比較詩學”的帽子，“恢複原本的構思”，“幾乎要重新寫過”，又據他內子說“重寫一本書也不至於如此”，由此可見劉小楓對這本書的重視。從這個意義說，《拯救與逍遙》是一本奧古斯丁《懺悔錄》式的書，是班揚《天路曆程》式的書，劉小楓本人也不無得意地說不少讀者以為這本書“在文化思想中製造了‘宗教熱’”。因此，《拯救與逍遙》也將是本書對話的主要對象。
我們不能否認劉小楓的大智慧，他比任何簡單地否定基督教的論者更有智慧。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智慧呢？筆者記起伏爾泰對盧梭說的話：從來沒有人用這麼大的智慧想把我們變成野獸，讀了閣下的書，我真想用四個腳走路了。如果套用一下伏爾泰的話就可以說：除利瑪竇、龍華民等外國來華的傳教士之外，從來沒有中國人用這麼大的智慧想把我們變成基督徒，讀了閣下的書，我真想奔向十字架了。當然在中國曆史上，也有像徐光啟那樣有名的基督徒，但是，即使是徐光啟等接受洗禮的基督徒，其實也是將基督教看成是儒教不足的補充，而劉小楓則以其宏論古今中外的智慧之筆，批判儒家和道家的逍遙而推崇基督的拯救，以十字架上的恩典為最高的神恩。筆者早在13年以前出版的《孔子精神與基督精神》中，就認為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等西方文化的精華都是基督教孕育出來的，中國文化可以融合這些文化精華，但是要中國人相信基督教則是困難的。因為在中國，初中以上水平的學生也會將耶穌的死而複生當成兒時不真實的童話。老子曾說“反者道之動”，認為高與下、剛與柔、貴與賤、上智與下愚的轉換是很容易的，那麼大智慧轉化成大謬誤也就在眨眼之間。
（第一節）劉小楓以基督教歸化中國人精神的企圖
當代的世界正處在一種多元文化語境之中，而多元文化的前提是普世主義文化的破產。無論何種普世主義，都宣稱他們的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學說，他們的信仰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信仰，他們的價值是衡量其他一切文化的價值。既然他們自己的信仰、學說、價值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那麼，他們為真理而鬥爭的結果就是向異教宣戰，曆史上殘酷的宗教戰爭、燒殺異端就是基於這樣的理論基礎。
劉小楓置浩浩蕩蕩的世界文化潮流於不顧，為了以基督教歸化中國人的精神，也打起了普世主義的旗幟。正是從人類精神的普世主義角度，劉小楓認為比較文化沒有什麼意義，據他說，“中西傳統中的精神已成了博物館中的陳列品，就算找出共同構架又有什麼意義？
陳列品不過是曆史化石，早已失去現時曆史的關聯。高枕無憂的人才會閑逸地玩弄古董。世界曆史已經進入玩弄古董、高枕無憂的時代？末日審判已經過去了？”所以，為了等待末日審判的號角吹響，劉小楓雄辯地證明隻有耶穌基督的價值是普世主義的價值：曆史生命的具體內涵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人無法逃避愛與恨、善與惡、沉淪與得救、希望與絕望的生命意義的分裂，都承負著自我與他人、男人與女人、人類與自然、罪人與上帝的原始對抗。由分裂與對抗構成的生命形式是超曆史的、超個人的。這種普遍形式要求生活世界中的價值的普遍性，要求神恩般的意義惠臨每一生命存在，要求神聖的陽光朗照世界的每一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