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屈原有這麼多與儒家的格格不入，所以盡管後世驚歎屈原文本的壯采，但是正統的儒服之士大都覺得屈原是個異端。像朱熹那樣不滿於屈原“過於中庸”的正統儒士，以儒家解詩的“後妃之德”方法解釋屈原，還是比較溫和的，而大多數正統儒士則對屈原的言行進行了譴責。班固以為屈賦“露才揚己”不合法度，指責屈原不應該“責數懷王，怨惡椒蘭”。顏之推更是斥責屈原“輕薄”，認為他不應該“顯暴君過”。孟郊的《旅次湘沅有懷靈均》一詩，站在正統儒家的立場全麵否定了屈原的言行。他以“死為不吊鬼，生為猜謗徒”來詛咒屈原，認為他不應該身處高位怨謗君主：吟澤潔其身，忠節寧見輸？
懷沙滅其性，孝行焉能俱？
且聞善稱君，一何善自殊？
且聞過稱己，一何過不渝？
儒家學說的核心是“忠孝”，而孟郊則以“天問”的形式直斥屈原執著於自己的個性而殉國是“不忠不孝”！
既然屈原與儒家存在著這麼大的差異，那麼，為什麼劉小楓卻以屈原為例來剖析儒家？為什麼又以屈原作品中最不具有儒家色彩的《天問》做為對儒家文化的一種抽樣分析？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屈原的懷疑和自殺，最容易被劉小楓利用。好，你懷疑了，那麼，妙極了，且不要自殺，到我耶穌基督的懷抱裏就有溫暖，有神恩，為此，我哪管你屈原是不是儒家，索性把你說成儒家，可以增加對中國文化的打擊麵……
但是，如果我們以劉小楓的論證問題的方法，那麼，根本就不需要耶穌基督及其乃父，屈原也不但不會自殺，而且會活得和樂融融，那就是：回到儒道互補的懷抱就完全可以了。屈原外出於儒家的軌道難道還要儒家來負責？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說基督教的神也要對屈原的死負責？盡管在屈原的時代，根本還沒有耶穌基督其人。
事實是，為了故都和故國的犧牲總是比為了個人的拯救更感人，不僅屈原的辭賦是光照人寰的，而且其自殺也是壯麗的詩篇。每個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死的價值卻不相同。屈原要拯救自己的祖邦，可是當祖邦上下昏庸，眼看就要落入敵人之手的時候，屈原抒寫哀怨以鳴誌，並且以自己的死來驚醒世人，是何等的感人！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箴言來看，屈原以自殺來驚醒世人對於結束秦代的暴政也不是沒有意義的。陳勝起事要以“大楚興”來號召，項羽也以“楚”為自己的國號，劉邦吟詠的《大風歌》仍舊是與《詩經》格調不同的“楚聲”。如果就儒家積極的方麵而言，為了家國族類的犧牲就是“仁”，那麼，屈原就是難得的執著信念的“誌士仁人”，因為孔子說過，“誌士仁人，無以生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也推崇過“舍生取義”。
可是，屈原的詩篇以及殉國的行為似乎壓根兒就不曾打動過劉小楓，劉小楓關心的僅僅是他個人的拯救，所以在他的眼裏屈原就隻剩了一副可憐兮兮的慘相。如果說筆者的行文中有什麼對劉小楓大不敬的地方，那麼也隻好請他原諒，因為他對屈原的誤讀我還能夠忍受，而他對屈原的褻瀆則令我難以忍受，而絕非是他掉頭就走的“欠然”使然。劉小楓很善於釜底抽薪，他要褻瀆屈原，就把愛國主義也一並否定了：盲目的愛國主義是一種使人墮落的惡，因為它肯定了以現世國家為根據的嫉妒和仇恨，肯定了為此世的犧牲和屠戮都是合理的。理式的國或上帝的國的存在，才給人超越曆史的國提供了可能性。
與上帝所啟示的法律的神聖性相比，根據人類本性確立的價值是毫無根據的。維係人類生活的隻能是上帝的正義。
劉小楓畢竟還略講一點包裝，將“盲目的愛國主義”說成“是一種使人墮落的惡”，其實揭開他的包裝，他是把所有人世間而非基督教上帝國的愛國主義統統都說成“是一種使人墮落的惡”。按照這個邏輯推論下去，中國自古就沒有耶和華和耶穌基督的概念，沒有一神教人格神的概念，所以中國自古以來的愛國主義都統統“是使人墮落的惡”，屈原的愛國主義當然也不例外。屈原為“使人墮落的惡”而殉身，有什麼值得讚美的呢？我記得從小就為都德的《最後一課》以及蘇武牧羊等故事所感動，讀了劉小楓的大著才恍然大悟：原來這都是“使人墮落的惡”！劉小楓為了歸化中國人為基督徒，已經擯棄了東西方所有人世間的美好價值，認為這種價值在人世間根本就不存在，而隻存在於上帝的王國中，無奈我們這些人又不信上帝，那就隻有墮落在惡中而與美好價值無緣了。
有趣的是，《“天問”與超驗之間》做為《拯救與逍遙》的第一篇，給全書奠定了總體格調：以基督教的神與拯救為武器，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在殺了中國的屈原之後，又殺了陶淵明、曹雪芹和魯迅。對於西方的不敬神的藝術家，他掄起板斧砍殺的時候也照樣不留情麵，所以他的殺伐對象必然上溯到文藝複興。在他看來，正是由於莎士比亞的人物相信人文主義而導致了精神分裂和自殺：莎士比亞的人本主義就是這樣一種詛咒人性的人本主義這種人本主義精神引發出巨大的虛無感和荒誕感。人的偉大敵不過蛆蟲，生存就像塵土一樣隨時可能被時間吹走，善在死亡麵前顯得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