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中西文化進行總體的比較，那麼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側重於宗教和科學，而中國文化則側重於倫理與審美。劉小楓以西方文化的宗教救贖與中國文化的審美逍遙進行比較，認為中國隻有惡而沒有善，在比較文化中犯了嚴重的以偏概全的錯誤。而且比較需要互為主觀的客觀性，但是劉小楓卻以為基督教的價值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主義價值，將最為推崇倫理的善的中國文化主潮的儒家忽略不計，硬說中國隻有惡，不知是何居心？即使我們放棄比較研究的相對的客觀性，而從中西文化的價值選擇的立場上看，那麼中國也並不需要西方基督教的救贖，而是需要西方的科學技術。西方文化的當代困境就在於，構成西方文化特色的宗教與科學的發展嚴重失衡，伴隨著科學飛速發展的是宗教的沒落和上帝的死亡，所以一部分西方人有感於上帝的死亡而急不可耐地去抓倫理、抓審美做為自己救命的稻草，一部分西方人無可奈何花落去地企圖複興基督教，以使科學的發展減少對人類的危害。而劉小楓急急忙忙參與這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隊伍，在並不需要生命精神的安頓卻急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的中國，大談什麼基督教的救贖，豈不可笑？大談也不要緊，如果是一種較為客觀的態度，然而他對基督教的迷狂使他根本就無視中國文化的實際，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樣想把我們拉回西方的中世紀，豈不可悲？
（第四節）魯迅是陰冷、陰毒的無賴嗎
在《拯救與逍遙》中，劉小楓站在“上帝之善”的立場，將整個現世的中國文化斥為惡的文化。但是，如果說劉小楓將“惡之花”送給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誤讀”，那麼送給魯迅則是一種“正讀”。我在拙著《走向21世紀的魯迅》一書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就從魯迅與尼采的關係以及魯迅的人格精神、文學觀念、小說創作、散文詩創作乃至魯迅的動物愛好與鬼魂愛好等各個層麵，全麵地論述了魯迅做為“東方的文化惡魔”的現代意義。不過，上帝耶和華差遣來的大善人——幾乎是第二個耶穌基督的劉小楓是容不得一點惡魔精神的，於是他在《拯救與逍遙》中就開始對魯迅進行詆毀和漫罵，而這種詆毀和漫罵幾乎也超過了一切王朔與葛紅兵們。他甚至將魯迅當成是遮蔽中國精神的“黑暗的閘門”，罵魯迅是陰冷、陰毒的無賴！奇怪的是，當王朔、馮驥才、葛紅兵等人非議魯迅的論調剛剛發表的時候，就引來了一大片反駁的文章，而對於詆毀、漫罵魯迅比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劉小楓，學術界卻保持了少有的沉默。“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今天筆者就算是在沉默中爆發吧，因為筆者既不懼怕劉小楓的大神耶和華，也不會為劉小楓玩弄的那套哲學概念所糊弄，而想秉持公心為魯迅說幾句在本人看來還算公道的話。
人們不是說魯迅清醒深刻嗎？但是在劉小楓看來清醒深刻又算什麼：“覺醒的冷眼有什麼了不起？難道清醒、理智地看透一切，就算是了不起的精神？”這話似乎在告訴人，迷迷糊糊在睡夢中是了不起的，因為相信上帝就不需要清醒，反而需要迷糊，個體的人即使麵對著巨大的不公正和荒謬，也不要抗爭，這樣你在此世的受苦就會成就在來世的幸福。不過，清醒深刻畢竟還是有點褒義意味，要徹底否定魯迅就應該連他的清醒深刻也一並否定：魯迅覺醒的冷眼犀利嗎？看到現實的嚴酷、曆史的荒唐甚至中國的國民性，並不需要特別犀利的目光。魯迅的“覺醒”深刻嗎？看到曆史的惡必然會嘲笑人的善良願望，有何深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