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盡管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大量地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並將之當成砍殺其他作家的棍子，但是，劉小楓要想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還要跟魯迅學幾年。事實上，許多著名的學者和作家都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讀出了與劉小楓迥然不同的觀點。弗洛伊德讓人留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瑪佐夫兄弟》中將自己的癲癇病送給了殺死父親的私生子。俄國形式主義的著名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信仰曾比他的信仰更為強烈。”“這位《弗洛伊德論美文選》第150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7年。
《宗教大法官》的作者便是宗教大法官的破壞者，雖然他曾以賓客身分拜訪過波別多諾采夫，掩藏了自己的否定態度。當他說，如果要求或與基督在一起，或與真理在一起時，那麼他會選擇基督，此時他就是一個舊神話的破壞者。但是，在信仰者看來，基督與真理不是互相對立的，而他卻把基督與真理對立起來。這意味著他不是基督徒。”著名德國作家黑塞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對東方精神和亞洲精神向原始的創造之母的回歸，顯示了歐洲的沒落。著名新批評派的批評家理查茲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後，認為在斯塔夫羅金這個人物的處理上，藝術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戰勝了說教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的拯救和支持“並非必不可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他創造力全盛的時候已經認識到他自己被迫拋棄了這種支持”。“價值體係與人生的途徑之存在與否並非取決於神的存在，隻不過這兩個問題在曆史上曾經糾纏在一起而已。”而且對於人生的出路，“他通過藝術家的創造性工作找到了這條途徑。他在臨終之前的一封信裏寫道：‘療救之途、逃避之途隻有一條，那就是藝術，就是創造性的工作。’我還認為，對於創造性較差的人來講說，答案也是一樣的。”按照這位著名批評家的說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神的拯救而走向了劉小楓所謂的逍遙之路。因此，不僅劉小楓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貶低魯迅的企圖落了空，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實之劍也刺穿了劉小楓拯救的夢想。悲夫！
在劉小楓看來，非拯救即逍遙，而沒有神恩的逍遙就極為可惡。
魯迅不相信神，就不可能獲得拯救，當然更拯救不了別人，而他居然被稱為國魂，就更可惡。有趣的是，對於使命感強烈得對其純藝術的創作都構成妨害的魯迅，也被劉小楓冠之以逍遙之名。莊子是《逍遙遊》的作者，所以劉小楓就以魯迅自稱中過莊周韓非的毒，給魯迅與莊周拉近乎，說什麼“莊子精神與進化論的糅合是魯迅思想的基點”，而且魯迅“看透了惡有最後的力量的冷眼知道啟蒙最終不可能，反抗惡就不過是‘玩玩’”。“但據說魯迅通西學”，那麼魯迅頂多是西化式逍遙——現代虛無主義的同路人。但是，魯迅從五四時期的雜文到晚年的《起死》，經常批判莊子，批判莊學塑造的國民精神，並將他的莊子批判與文明批判結合在一起，劉小楓為什麼提都不提呢？就常識而言，逍遙和怨恨是兩種不同的情感方式，要想逍遙就必須沒有怨恨。但是劉小楓卻說：在魯迅那裏隻有怨恨，怨恨使得魯迅容納不下任何美好的東西，魯迅的救人是謊，他要救的僅僅是他靈魂的陰冷。我覺得劉小楓的這種論述仿佛是從朱大可的《殖民地魯迅及其仇恨政治學》那裏抄來的，要不就是朱大可從劉小楓那裏抄來的，不然二者怎麼會這麼相似？但是朱大可的文章至少其本身的邏輯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據說懂哲學的劉小楓怎麼一會兒逍遙，一會兒怨恨，難道真到了為咒倒魯迅這道“黑暗的閘門”連基本的邏輯也不顧的地步了嗎？事實上，從科學救國、文學救國，到後期為了同中國的腐敗勢力作戰連純文學創作都耽擱了的魯迅，總給人一種風沙撲麵、行色匆匆為中國奔忙的感覺，這麼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愛祖國拯救民族的誌士仁人，其靈魂怎麼會全是怨恨和陰毒呢？其逍遙表現在哪裏？為了實踐“救救孩子”的諾言，魯迅終生幫助文學青年的成長，不但消耗了大量的時間，而且也經常予以金錢上的扶助，其靈魂怎麼會全是怨恨和陰毒，其逍遙又表現在哪裏？
魯迅當年曾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劉小楓蔑視魯迅，自然就把辱罵當成了寶貝。但是，謾罵和詛咒就能夠挪開“魯迅精神”這道“黑暗的閘門”而讓耶穌基督及其乃父耶和華的神恩普照中華大地？我看很難！而且“陰冷、陰毒的無賴”之稱號，魯迅也受用不起，還是劉小楓自己戴著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