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拯救與逍遙》中的最後一章中，劉小楓不惜以薩特的描寫對象來否定薩特：“在薩特的作品中，人們差不多看到的都是叛徒、性欲反常者、娼妓、陽痿的男人、陰冷的女人，這些人就是自由選擇而成為自己人（疑是自由人，原文如此——引者）的樣板？”他找不到魯迅這方麵的把柄，就從主體的角度對魯迅進行挖苦，說魯迅陰冷、陰毒、無聊、冷嘲。但是，在劉小楓推崇為救贖典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們看到的又是什麼呢？各種各樣的自殺者，謀殺者，犯罪者，發瘋者，癲狂者，歇斯底裏者，變態者，精神失常者如果不是從藝術的表現力和思想的深刻性上，而是從劉小楓的善惡比較論上，有誰會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說他是巨人呢？著名作家勞倫斯就直言不諱地說他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責他令人惡心地“混淆了上帝和虐待狂”“他就像老鼠，咬牙切齒地在陰暗的地方溜來溜去，可是為了要依附光明，卻口口聲聲要愛、博愛。”弗洛伊德認為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並不冤枉，罪犯的利己主義衝動和破壞性衝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都很強烈，“他的關於強奸過一個少女的事的坦白，這一坦白可能是真的。如果我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當強烈的破壞本能——這種破壞本能本來很容易使他變成一個罪犯”。據法國著名作家紀德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一些特別曖昧的事。其中之一他已在《罪與罰》中作了暗示（卷2，第23頁），此事似乎也成了《群魔》中某章節的主題事情涉及到強奸一個小姑娘。被奸汙的孩子在一間房子裏上吊，而罪人斯塔夫羅金就在隔壁的房間中，他知道她上吊了，並等著她斷氣。這個罪惡故事的現實成分是什麼？我並不急於知道。盡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樣一段經曆之後體驗到了人們稱之為內疚的感覺。無疑，他自己對自己說著索尼亞對拉斯柯爾尼科夫所說的話。他感到有必要去懺悔，然而不僅僅是神甫。他尋求懺悔對象，好讓懺悔變得更為難堪。”
做為一個俄羅斯民族的“土壤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的懺悔對象是他非常憎惡的歐洲文明的讚賞者屠格涅夫，結果自然是不歡而散。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在《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也敘述了這個故事，其中有一個細節是紀德沒有提到的，就是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幾歲已經大名鼎鼎的時候，當著一家人的麵談起一部長篇小說來：“當時在場的還有幾個孩子，都是些小姑娘。他說小說中有一個地主，一個生活優裕、受人尊敬而且待人和藹的人，猛然想起來，20年前在一次通宵狂歡後，在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酒友的慫恿下，把一個年僅10歲的幼女強奸了。”這時家庭主婦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喊起來：“你行行好吧！孩子們都在聽哪！”可能的情況是，聽講的小姑娘讓他聯想到自己的難堪往事，他在難堪的講述中悔恨自己的行為，猶如到屠格涅夫那裏去懺悔。問題是，那個被奸汙的年僅10歲的小姑娘已經上吊自殺了，你就是用全球擴音器對著全球的人懺悔，就能救活她嗎？就算劉小楓的上帝神通廣大，能夠使這個小姑娘像耶穌基督一樣死而複生，但是她被強奸時所遭受的蹂躪和巨大的心靈創傷，難道會在懺悔者懺悔之後的快樂中得到補償了嗎？而更大的問題是，既然世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繪的那樣變態和荒誕，充滿了形形色色的自殺、謀殺、發瘋、神經錯亂、歇斯底裏，那麼，上帝又怎麼讓人相信？難道萬能的上帝故意創造罪惡和災難？或者反過來說，製造出大災難大罪惡才叫萬能？這樣上帝與魔鬼有什麼區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中顯然既有施虐的傾向又有受虐的傾向，施虐的傾向導致他不斷地犯罪——哪怕僅僅是心靈意義上的，而受虐的傾向在很多時候都是借助基督教的懺悔加以發泄。他的性格的病態在於他似乎能夠從懺悔中得到樂趣和快感，而不犯罪就沒有懺悔的機會，於是他就不斷地犯罪，不斷地懺悔，在施虐與受虐、犯罪與懺悔之間歇斯底裏地循環，就好像他隔一段時間就發作一次癲癇病一般。這難道就是劉小楓說的比魯迅高貴的品格？如果沒有基督教，使他不能在懺悔中得到樂趣和快感，那麼，犯罪行為或者意念的減少不是更高貴更健康嗎？劉小楓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推崇是基於他的道德家的善的麵孔，但是無論如何，這位無與倫比的藝術天才做為道德家是很蒼白的。如果一個人隻有犯過殘酷的罪惡經過懺悔才會道德完善，那麼宗教道德不就成了罪惡的幫凶了嗎？雖然弗洛伊德執著於精神分析與劉小楓執著於神的拯救對於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偉大的藝術創造同樣無助，但是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做為道德家的置疑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人想起大規模遷徙的野蠻人，進行屠殺，又以苦行贖屠殺之罪，直到苦行變成進行屠殺的一種實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