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讓拉斯柯爾尼科夫悔罪，讓基裏洛夫自殺，讓伊凡發瘋，以便不使深秋的涼意變成嚴冬。他甚至讓伊凡的理論化作斯麥爾佳科夫的行動，使得釀成弑父的慘劇。而表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救贖主題的重要人物，就是《白癡》中的梅思金公爵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馬長老和阿遼沙。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佐西馬長老、阿遼沙是與伊凡、拉基金、斯麥爾佳科夫對立著存在的人物，如果說後者代表著惡魔的陣營，那麼前者則代表著上帝的陣營，後者一直試圖對前者進行拯救。伊凡的“什麼都可以做”象征著上帝死後人的自由，可是佐西馬長老卻對這種自由進行了控訴：“他們有科學，但是科學裏所僅有的隻是感官所及的東西。至於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們卻竟帶著勝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棄、趕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別是在最近時代，但是在他們的自由裏我們看到了什麼呢：隻有奴役和自殺。當他們把自由看作就是需要的增加和盡快滿足時，他們就會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為那樣他們就會產生出許多愚蠢無聊的願望、習慣和荒唐的空想。他們隻是為了互相嫉妒，為了縱欲和虛飾而活著。”佐西馬長老對《聖經》的毫無保留的推崇，甚至在他的故事中也出現了奇跡：一隻狗熊走近一位大聖徒，大聖徒給他一塊麵包說：“你去吧，願基督和你同在。”“這隻凶橫的狗熊竟服服帖帖地走開了，不加一點傷害。”如果說佐西馬長老和阿遼沙做為藝術形象不如伊凡等惡魔的形象生動的話，那麼，梅思金公爵的形象則是一位豐滿而傑出的拯救形象。世界已經徹底為邪惡所浸染，於是梅思金發自善良心地的自然真誠的話語，在這個為城市文明所毒化的社會看來竟是“白癡”的話語。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婭·費利波夫娜雖然被邪惡所包圍而成為一朵“惡之花”，但她並未完全喪失內在的善良，隻有他看出了梅思金的善良、真誠和救贖的愛心，卻因為不忍心讓他采摘帶毒的花朵而嫁給了大商人羅果靜並被他殺害。美毀滅在邪惡中，梅思金的拯救反而促使悲劇快速的到來，他在絕望中癲癇病複發，隻有離開城市而到瑞士養病。盡管對苦難的拯救沒有成功，但是梅思金那種麵對邪惡背起十字架的精神著實是很感人的。
梅思金這一難得的藝術形象，是不可能出現在20世紀的現代主義作家筆下的，基督教文化的沒落已經使梅思金後繼無人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基督教的救贖立場是與他的人民立場一致的。他曾經借著佐西馬長老的口說：“凡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相信上帝的人民。相信了上帝的人民，就能明察上帝的神聖人民要沒有上帝的話，會活不下去，因為他們的心靈迫切需要他的話和一切愉快美好的事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民苦難的深切描繪，即使是與那些口裏不離人民的革命作家相比，也是非常優秀和突出的。高爾基寫道：“這樣的人出現了：他在靈魂深處體現著人民對一切苦難的追憶，而且把這可怕的追憶反映出來——這個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誠實的小偷》中那個“瘦得像一張紙一樣”的主人公麥利揚，無依無靠，寄人籬下，衣衫襤褸，在台階上睡覺，並悲慘地死去。《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被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欺淩的兩個家庭，到最後幾乎都是一貧如洗，家破人亡。《罪與罰》中的小公務員馬爾美拉多夫失業後無力養家糊口，隻能痛苦地看著女兒索尼婭賣淫，後來自己橫死街頭。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阿遼沙通過與孩子的交往，發現了那些孩子家庭的沉重苦難。如果說大受別林斯基讚賞的《窮人》繼承的還是果戈理的傳統，那麼，從《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覺地把他的基督教救贖立場與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和真切描繪密切地結合了起來。在上層社會的墮落與下層社會的不幸的對比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正是在下層苦難的人民身上，還具有善良美好的品德。《窮人》中的傑弗什金為了接濟不幸的姑娘瓦蓮卡，願意犧牲所有的體麵而賣掉禮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的娜塔莎雖然被人拆散了姻緣，流落貧民窟，但是她在忍從中體驗到了一種淨化性的甘美。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阿遼沙通過與下層孩子及其家庭的接觸，去發現這種道德的善良和美好。而所有這些美德，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賦予了《罪與罰》中的妓女索尼婭。索尼婭為了繼母和妹妹能夠生活下去，自己甘願淪落風塵，她相信上帝的救贖，力勸拉斯柯爾尼科夫懺悔自己的罪惡。人們可以看到，佐西馬長老和阿遼沙沒有能夠做到的事情索尼婭做到了：伊凡發了瘋，斯麥爾佳科夫殺了父親，隻有拉斯柯爾尼科夫在索尼婭的拯救之下走上了懺悔罪惡重新做人的道路。在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整個相信東正教的俄羅斯人民做為對罪惡和苦難進行救贖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