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現及其心靈的內在衝突，令人想到被施賓格勒做為西方文化的高峰來推崇的康德。中世紀一神信仰與科學理性統一的局麵，在康德那裏徹底被打破了。康德雖然推崇科學理性，但是他卻要推究理性的限度，他認為理性認識的範圍僅僅是現象界。康德無意摧毀上帝，他認為如果沒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義都不能保證，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給了信仰；但是，康德卻摧毀了關於上帝存在的目的論的、本體論的和宇宙論的所有理性證明。這樣一來，一神信仰與科學理性就分裂了，認知理性與實踐理性也分裂了：康德一方麵認為人做為自然現象要受經驗世界與事實世界的一切客觀規律的支配，一方麵又認為人在倫理實踐上是屬於由上帝保證的自由世界和價值世界。於是，在嗜好科學實證與理性事實的現代，上帝觀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與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上帝留下的位子也僅僅是信仰，隻是由於他處於比康德的時代上帝的位子更搖搖欲墜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馬長老、阿遼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強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證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證了將近兩千年的自由、不朽等倫理價值，否則，整個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廈傾覆的危險。問題是，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拉斯柯爾尼科夫走上懺悔罪惡的道路，讓基裏洛夫為證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誌而自殺，讓伊凡在誘導斯麥爾佳科夫弑父之後在巨大的內心衝突中發瘋，但是，除了像索尼婭那樣以情動人的例外，所有與“地下室人”、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裏洛夫、伊凡等人進行理智辯論的人，都找不出足夠的理由，都顯示出理論上的蒼白。換句話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經雄辯地表明，從科學知識上，從認知理性上，從理論論辯上，惡魔已經徹底擊敗了上帝，上帝的存在僅僅是靠一種傳統和人們的向善之心的純粹信仰，而真理已經為惡魔所掌握。
難怪對法國存在主義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與罰》中的“超人”思想時寫道：“如果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思想標新立異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誰也沒有想到，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麼又要反對這一思想呢？為什麼要爭吵呢？又是同誰爭吵？回答是：同自己，僅僅是同自己爭吵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偉大的救贖者，同時又是偉大的惡魔。盡管他本人對於上帝戀戀不舍，甚至以為是未來天國的必要保證，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訴他，上帝無可挽回地死去了！從真理的意義上講，上帝確乎是死去了！但是，每當走到這個思想的邊緣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贖立場，因為他感到隨著上帝死去的將是整個基督教文化的崩潰。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夠讓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證據，隻是絕望地執著於神的救贖。於是他的思想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激烈地循環性地震顫，而正是這種循環性的震顫，成就了其藝術無與倫比的偉大。劉小楓僅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成是梅思金、佐西馬長老、阿遼沙，而無視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也是“地下室人”、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裏洛夫、伊凡等惡魔，怎麼能夠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
偉大的奧秘呢？劉小楓又以自己誤讀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否定屈原、陶淵明、曹雪芹、魯迅、但丁、莎士比亞、薩特，以為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喜歡基督教，臣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臣服基督教，就是獲得了拯救，又怎麼能以理服人呢？
人們或許會問，基督教文化最輝煌的金秋果實為什麼不是產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而是產生在東正教的俄羅斯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俄國形式主義批評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做為一種藝術視野，那麼它確實是許多作家成功的奧秘。
英國的蕭伯納、詹姆斯·喬伊斯、葉芝等文學巨匠，其實都是愛爾蘭人，他們到了英國所產生的陌生化的藝術視野成就了這些藝術天才。
與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相比，俄羅斯是一個後起的具有東方色彩的國家，從普希金開始才真正與西方文學接軌。一方麵是西歐的科學理性與文藝思潮的湧入，一方麵是俄羅斯民眾仍然像許多世紀之前那樣生活，改革的結果是更增加了民眾的苦難，使他們隻能在東正教的未來天國中尋找一絲情感的撫慰。於是，科學理性與基督教信仰在俄羅斯的對立比在西歐各國更加令人觸目驚心，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偉大的藝術天才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