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為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為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於沒什麼可說，興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來上海，雖然不曾用便條相約，卻頗懷著寫便條的心理。結果如何呢?不是什麼也沒有談，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麼?或在途中，或在鬥室，或在臨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沉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裏麼?於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湧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昧剛才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樣愉悅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歲盡日晚間，與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覺得無聊，後來不知談到了什麼，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熄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去到臥室，上床躺著還是談，兩床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上是兩支白蠟燭。後來佩弦看了看時計，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就念給我聽：
除夜的兩支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瞅看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踅過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總是慌忙的。顴頰的部分往往泛著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遺失東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裏作課前的預備，他全神貫注，表現於外麵的神態是十分緊張；到下了課，對於講解的反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漲紅了臉。佩弦喜歡用“旅路”之類的詞兒，周作人先生稱徐玉諾“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如果借來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有到過佩弦家裏。看他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話，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是“永遠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著好意同去；推而至於講解要學生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佩弦從來沒有說起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麼都不讓隨便滑過，什麼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見佩弦什麼都要去賞鑒賞鑒，什麼都要去嚐嚐味兒，或許以為他是一個工於玩世的人。這就錯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興玩這件就玩這件，不高興就丟在一邊，態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豈是這樣呢?佩弦並非玩世，是認真處世。認真處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觸，就以全生命交付，態度是熱烈的。要談到“生活的藝術”，我想隻有認真處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藝術家雲乎哉!——這幾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書後”，不知道他以為用得看否。
這回佩弦動身，我看他無改慌忙的故態。旅館的小房間裏，送行的客人隨便談說，佩弦一邊聽著，一邊檢這件看那件，似乎沒甚頭緒的模樣。館役喚來了，叫把新買的一部書包在鋪蓋裏，因為箱子網籃都滿滿的了。佩弦幫著拉毯子的邊幅，放了這一邊又拉那一邊，還有伯祥幫著，結果隻打成個“跌塞鋪蓋”。於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長衫穿起來，剪裁寬大，使我想起法師的道袍；他臉上帶著小孩初穿新衣那樣的驕意和羞態。一行人走出旅館，招呼人力車，佩弦則時時回頭向旅館裏麵看。記認耶?告別耶?總之，這又見得他的“認真”了。
在車站，佩弦悵然地等待買票，又來回找尋送行李的館役，在黃昏的燈光和朦朧的煙霧裏，“旅人的顏色”可謂十足了。這使我想起前年的這個季節在這裏送頡剛。頡剛也是什麼都認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現慌忙之態，也與佩弦一樣。自從那回送別之後，還不曾見過頡剛，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幾個人著意搜尋，都以為行李太重，館役沿路歇息，故而還沒送到。哪知他們早已到了，就在我們團團轉的那個地方的近旁。這可見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無不異感塞住胸頭。
為了行李過磅，我們共同看那個站員的鄙夷不屑的嘴臉。他沒有禮貌，沒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運費的數目。我們何暇惱怒，隻希望他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這個樣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兩手裏隻餘一隻小提箱和一個布包。“早點去占個座位吧，”大家對他這樣說。他答應了，顛頭，將欲回轉身，重又顛頭，臉相很窘，躊躇一會兒之後，他似乎下了大決心，轉身徑去，頭也不回。沒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長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台的昏茫裏了。
1925年
春聯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