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們才來紀念他，以前隻是記在心頭，沒有為他開過會，寫過紀念文字。
我跟賢江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相識，同在編譯所。他編《學生雜誌》，可不是主編。他一方麵顧到主編人的意旨(在當時也算不得高明的意旨)，一方麵不肯放鬆讀者的利益，居然使《學生雜誌》在學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現在的中年人還記住民國十幾年間《學生雜誌》給他的影響。這件事看似平常，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規律。工作時間以外，什麼時候讀書，什麼時候運動，很少有更改；偶爾去看他，見他必恭必敬的坐在那裏用功，立刻想起這是他的讀書時間，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幾次猜想，他這麼認真，大概受過理學家那一套說法的影響，後來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時候已經是個革命者了。從階級意識說，從唯物唯心的觀點說，革命者跟理學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認真這一點上，彼此是相同的(那些假冒的當然不能算在內)。從理學轉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幾位，惲代英先生也是一個。
他怎樣幹革命活動，我不大清楚。隻知道到編譯所來看他的人很多，會客室裏時常可以見著他。青年們對他很有信仰，開什麼會往往找他去演說。他曾經邀我加入共產黨，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黨式，我沒有答應他。
他平時研讀跟著譯的大多在社會科學跟教育方麵。他對於教育的見解，現在看來也還是正確的。本來，隻要認定教育並非孤立的事項，隻要認定教育該為什麼人服務，見解就錯不到哪裏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許早就到老解放區幹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憑他的認真精神，配合著解放區裏色色求其土生土長的風尚，在教育上該會有不少的貢獻。
他講究衛生，經常作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軀，肩膀寬闊，臉色紅紅的，誰都看得出他是個標準的健康人。不料他忽然病起來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好像是肺結核。隻記得去看他的時候，他不是靜靜的坐著就是靜靜的躺著，說需要多休養。後來病侵入了腎髒，醫治總不見好。他的夫人韻漪照料他無微不至，不說自己勞困，隻為他的病在他看不見的時候皺眉。最後到日本去治，割了一個腎髒，經過相當好。可是不幾天突然轉變，他去世了。韻漪帶回來他的骨灰。
十幾年來，韻漪在學校擔任教師，艱苦的生活，勤勞的服務，直到如今。朋友間都說她不愧為革命者的遺族。一個兒子在抗戰期間進了蘇北解放區，就沒有消息，曆年來托有關方麵詳細打聽，毫無結果。朋友們都想，恐怕犧牲了，可不敢當她的麵說。最近上海傳來消息說她的兒子有了著落，大家替她歡喜，她的歡喜當然可想而知了。
1949年